摘 要 在目前的专业英语教学中，尤其是翻译教学中，汉语能力不足成了英语学习者的一个普遍性桎梏。基于英语教学自身的需要，以及翻译的对话性特征，英语教学中应当适当加入汉译英经典作品，以促进大学英语教学中更有效地利用汉语与英语相互发明和照亮的部分，提高学习者的翻译转换能力。
关键词 英语专业 翻译 汉译英经典 汉语能力
中图分类号：G64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6）20-0002-03
在目前大学英语专业的教学设计中，翻译能力是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根据2000年初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制定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我国英语专业的大学生从第六学期到第八学期开始接受笔译训练，第七和第八学期接受口译训练，这是英语专业技能培养的重要部分。《大纲》规定：“笔译课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具备笔头翻译的基本能力。通过介绍各类文体语言的特点、汉英两种语言的对比和分析以及各种不同文体的翻译方法，使学生掌握英汉双语翻译的基本理论，掌握英汉词语、长句及各种文体的翻译技巧和英汉互译的能力。要求译文比较准确、流畅，翻译速度达到每小时250-300字。”
为达到这一目标，英语专业学生不仅需要具备良好的英语能力，更需要有良好的母语能力。当然，新《大纲》仅从教学目标的层面，对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英汉互译能力提出了要求；而如何实现这一教学目标，却没给出具体的建议。据我作为一名大学英语教师的观察，教师一般会通过讲授翻译理论、各种文体的基本翻译策略、学习翻译案例、课堂练习、课后作业等方式来实现。然而，根据本人的实际教学经验，仅以上述训练来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尚嫌不够。我们常常看到的是经过一番“专业训练”后，学生翻译能力的提高依然有限。无论是英译汉还是汉译英，他们的翻译都难言理想。
当然，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较高层次的英语专业能力。目前为数不少的英语专业学生翻译能力的不足，不仅仅说明他们需要进一步提高英语能力，还反映了目前英语教学设计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过度强调英语学习，缺少与母语的有效互动。
语言学习与母语的关系已经从学理上被理清。从上世纪中叶开始，语言迁移已经成为应用语言学、二语习得、外语教学的中心话题之一，它指的是，在目的语与任何先前习得语之间，存在的相似和差异，对目的语习得造成的影响。由于语言间的相似而对外语学习产生的促进作用，被称为正迁移，反之，则为负迁移。大量实证研究已经表明，母语与第二语言习得之间，存在紧密联系。Sparks & Ganschow（1993） 曾提出著名的语言编码差异假设，他们指出，第二语言的习得成果是建立在母语语言技能基础上，这种影响发生在语音、句法、语义等各个层面。换言之，如果学习者具有较好的母语能力，他们也能更为容易地习得第二语言。按照现有关于正向迁移的研究成果，当语言学习者的二语能力达到一定水平时，二语学习和母语学习可相互发明，相互促进。但是在国内母语为汉语的大学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学习中，汉语能力的不足，往往成为英语能力提升的瓶颈。
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英语教学的目的和功能。新《大纲》规定，“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并能熟练地运用英语在外事、教育、经贸、文化、科技、军事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管理、研究等工作的复合型英语人才。”在此培养目的的指导下，教师们往往把教学重点置于夯实学生的英语语言基础上，并教授一定的英语国家的文化知识。当然，针对英语专业的大学生，这样的设置本无可厚非；但仅仅完成这两个环节，似乎并不能真正帮助学生达到培养目标。只有两种语言能力的共同提高，才能帮助学生完成未来工作中的实际任务。而如果企图通过开设大量的汉语课程来提高英语专业学生汉语水平，并不具备可操作性。那么，如何在课程设计中解决这一问题？
我认为，上述难题可通过在英语教材中适当引入汉译英经典文本来克服。以此类材料为教学内容，不仅可以帮助学生进一步提高其英语能力，为他们理解汉语文化提供他者视角；而且通过对比阅读，可以切实地帮助学生提高翻译能力。可惜，在目前英语专业的高年级课程设置中，此类文本几乎还没出现。我认为，在高年级的教学材料的选择上，应增加此类材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加重其比例。下文将从翻译的特性入手，通过各种汉译英文本的举证，来证明教材中增加汉译英经典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为了证明上述必要性和可行性，我们先得从翻译问题谈起。对于语言之间的可译性，历来都有肯定或否定的意见。而这些意见与我们的语言观有关。
当语言被视为文化的载体时，我们往往强调语言的独特性和不可译性。比如，德国语言学家洪堡以及新洪堡学派的语言学家们提出，不同的语言代表了不同的切分世界的方式，也就是说，一种语言代表了一种世界观。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也指出：“语言是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工具的体系，而是一套发音的风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英国学者斯图尔特·霍尔认为：“如今，语言是具有特权的媒介，我们通过语言‘理解’事物，生产和交流意义。我们只有通过共同进入语言才能共享意义。所以语言对于意义与文化是极为重要的，它总是被看做是种种文化和意义的主要载体。”既然如此，那么语言变了，所要传达的意义和感情就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同时期的翻译家们早就意识到翻译过程中勉为其难的一面。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的疑问集中表达了这其中勉为其难的处境：“翻译是可行的吗？”在文学翻译中，遇到的困难更多。萨丕尔在谈论语言与文学的关系时，曾这样谈论语言的个性化特征：“语言是文学的媒介，正像大理石、青铜、黏土是雕塑家的材料。每一种语言都有它鲜明的特点，用一种语言的形式和质料形成的文学，总带着它的墨子的色彩和线条。”按照这个逻辑，文学作品似乎真的不具可翻译性。香港翻译家金圣华曾打过一个生动而贴切的比方，来形容翻译时语言之间的差距：“翻译就像一座桥，桥两端，气候悬殊，风光迥异。两端之间，原隔着险峻的山谷，湍急的溪流。两旁的人，各忙各的，世代相传，分别发展处一套不同的习俗风尚以及语言文化来。有一天，这一不同文化习俗的人，忽然想起来要跟对岸打个招呼。怎么办？要度过峡谷，不得不起一座桥……”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并不是“桥”这边牵过去一只羊，“桥”那边赶回来一只sheep。翻译不是两种语言标签的兑换，而是两种“世界观”、两种“精神文化”的对话。在这种对话过程中，语言常常能彼此照亮和发明。
相反，当语言作为信息的传递工具，语言之间的共同性被强调时，我们就会把翻译作为为了巴别塔梦想而付诸的实践。萨丕尔说：“语言，象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这在翻译中显示得非常明显。德国大批评家本雅明指出，“确凿无疑的是，仅就两部文学作品之间那浮泛和难以把握的相似性而言，翻译本身对于两种语言之间这种亲缘关系的揭示要更为深刻和明晰”。伯尔曼（A.Berman）的话即可被视为此观点的注脚，“翻译的目的，即用文字打开与他者的关系，通过与外来的东西交往丰富自己，这和每一文化的中心主义结构，和每个社会都希望成为毫无杂质的纯粹整体那种自恋心理，都是直接相反对的。”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已经有无数译文不逊色于原文的例子。比如，法国十九世纪最重要的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翻译的爱伦坡作品，被后世公认比原作更佳。而英王钦定版的《圣经》更是译文中的经典之作，该版《圣经》在宗教史和英国文学史上地位崇高而特殊，恐怕是英文世界里流传最广的文本，数百年来影响了无数英语作家的表述方式。
简言之，正是翻译这种对话性的特性，让优秀的译作，既是对母语的发明和开拓，也是对外语的发明和开拓。它们身上集中显示了跨语际沟通是如何由不可能变为可能的。而这一变化的过程，正是我们的英语学习需要体验和学习的。在许多汉译英经典作品中，也充分地体现了用英语来讲述汉语时遇到的困难，积累的经验，以及产生和得到的意外惊喜。可以说，它们是前人为我们学习英语铺下的必经之路。下面，我们就在各种文章词句中看一看，经典的翻译是如何照亮匿身于语言之间的幽暗宝藏的。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诗歌一直以来被许多学者判定为不具可翻译性。其中，最经典的论断来自美国著名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他认为：诗就是在翻译中丧失掉的东西（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 尽管这一观点广泛地被引证，但也有人认为这只说出了一面。比如，许渊冲认为，译诗不尽然全是“得不偿失，甚至有失无得”，而是“有得有失”。
在一些经典的汉译英的作品中，这“得”与“失”正显示了两种语言之间相互照亮的部分。比如唐代女诗人薛涛有一首流传很广的绝句《春望词》，其中一联曰“揽草结同心，将以遗知音。”这两句诗本身并不费解，几乎可以“望文生义”。按照一般的翻译惯例，知音可被译为“bosom friend”或“a friend keenly appreciative of one’s talents”。但是，这样的翻译显然没有到位。美国女诗人凯莎（Carolyn Kizer）将其英译为：Two hearts： two blades of grass I braid together./ He is gone who knew the music of my soul. 这里出现一个十分有趣的转换：译者没有对这个典型的汉语词进行一般意义上的意译，而是对其进行追根溯源式的解释。因此，“知音”被命名为“那个了解我灵魂的音乐的人”。这一命名对千年前俞伯牙钟子期的有如神迹般的会面进行了绝佳的表现。由此，“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灵魂音乐的倾听所能产生的震颤和感应被提升到了神话的高度，并成为了荣格式的原始意象或原型的东西”。在阅读这样的译文时，学生不仅可以重新理解“高山流水”这样的典故，还可以学习到一种全新的翻译途径。
再比如，杜甫有一首五言律诗《杜位宅守岁》，最后一联曰“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美国诗人Kenneth Rexroth将末句“烂醉是生涯”译为“Life whirls past like drunken wildfire.”直译成中文便是：生命飞逝，如同醉了的野火。对比两个文本，可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转换：杜甫在原诗中感叹的是，人生何必太多拘束和牵挂，且纵情饮酒度日吧，喝得烂醉本身就是生活啊！译者虽然保留了“生活”和“醉”这两个元素，但却将其进行提升，制造了另一个隐喻，本体是生命（或曰生活），喻体是醉了的野火。醉了的野火，本就是个抽象而富有诗意的意象：野火，不知是谁点燃，不知何时灭去；而醉了的野火，则在山野间跳跃、奔跑和撒野，无限优美与苍凉尽在其中。这样的翻译，不能不被视为对原诗的一种“得”，一种开拓。这一类汉译英文本，不仅是出色的英文范文，还能帮助学生提升对原诗的理解，体会翻译的艺术——如何通过对既有元素重新排列组合，在另一种语言中铸造出原文的意境，甚至是另一种杰出的意境。
此类文本的经典范例当属美国著名诗人庞德的作品。他是现代英语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有趣的是，他从包括中国古典诗歌在内的东方诗歌传统中汲取灵感，创造性地翻译了一大批中国古典诗文。其中有李白的乐府名篇《长干行》。“长干行”三字为乐府旧题，李白在诗中描绘了一位幽居的商妇的爱情和离别，全诗为商妇的自白，表达了她对远出经商丈夫的爱和思念。而庞德将题目译为“the River-Merchant’s Wife： a letter”。仅就题目而言，“长干行”中的“长干”，应该是一个古地名，与庞德翻译的题目并不呼应。既然是一封信，那么，信中言不仅是自白，更是一种对话。在自白中发现一种对话性，是庞德一个重要的创新，也反映了东西方诗歌传统的差异。如果没有庞德的译本，或许我们很难读出该诗包含的对话性。而“刻意地追求对话性是现代文学的一个特点”，通过这种对话性的发现，我们可以将中国古典诗的诗意性与文学的现代性有效地勾连起来。
这些杰出的例子，只是汉英诗歌翻译史上的随手拾起的珍珠。汉语诗的英译开始得比较早。19世纪末期，英国汉学家翟理士（Giles）的唐诗英译就得到过好评，英国作家斯特莱彻（Strachey）说，翟译唐诗是那个时代最好的诗，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一百多年中，好的译本肯定不可胜数。
在诗之外也有许多值得提起的例子。比如，在中国文化中，“五行”是一个极其常见的概念，一般大学生都可说出五行包括金木水火土。但是，“五行”之“行”到底意义何在，恐怕很少有人能够做出相对准确的描述，而通过阅读相关的英文材料，则可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庞朴先生就此有一个发现：“五行的行也应该有两层意思：第一，它是物质元素；第二，它处于运动中。西方人翻译五行时，往往把握不住‘动态’这个内涵，所以大多翻译成‘five elements’。Element是元素，并不包含动态的意义。后来李约瑟建议，改用‘energy’来翻译，译作五种能量。能量的能，就把行的动感表达出来了。”可见，阅读合适的汉译英文本，对加深汉语文本的理解也不无裨益。
再比如，陆机的《文赋》中有言，“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恒患”指的是“我始终烦恼于……”显然，陆机在此纠结的是“意”“文”“物”的关系。宇文所安将此句译为“I constantly fear failure in my conception’s （意） not being equal to the things of the world（物），and in my writing’s （文） not being equal to my conceptions。”宇文所安将陆机提出的“意”“文”“物”分别转换为（my）conception（概念）、writing 和world（世界）。“conception”和“world”在西方美学或哲学传统中，有其特殊的含义，陆机的“意”包含了一个写作者主体范畴内包括情感、心思等诸多层面上的意思，而“conception”则强调情感或者心思的结果，而非过程；其实，这样的对译就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当然，通过宇文所安式的翻译，也可以为我们重新理解“意”这样的概念提供的对话路径。同理，“物”在汉语中，不仅包含世界的总体性，也指称具体层面的世界，比如朱熹的“格物”或者常言的“物换星移”，都是具体层面的“物”；而“world”则只对应世界的总体性。因此，当“物”与“意”被翻译成“world”与“conception”时，它丢掉的部分恰恰就是汉语自身的特性，而用英语的长处来弥补。通过这样的译本，我们亦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汉语自身的弱点和优势。因此，这样的对译既可视为翻译中的“失”，亦可视为一种“得”，这样的“得”源于译者对汉语作品的转换性理解。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如果细读这些大家的翻译，就能更加便捷地发现汉语与外语对话过程中产生的这些幽微之境，提升对两种语言的微观把握能力，进而更好地支撑我们在宏观层面的理解和认识。
一百多年来，优秀的汉译英作品非常多。从早起的传教士和汉学家的翻译，到现代以来中国作家的英语写作，产生了无数精品。像林语堂先生那样用英语改写的中国古典小说就是这样的精品，比如，他以杜光庭《虬髯客传》为母本编译的英文作品，就比我们教材中许多文章好，也容易与中国学生的母语文化对接，对于透彻地理解英语的特性更是大有裨益。
基于以上阐释和举证，我以为，可以适当择取汉译英经典作品进入教材。这类文本不仅可以为学生提供学习英文的好材料，如把它们和汉语原文进行对比阅读，也可以帮助学生提升对汉语文本的理解、甚至帮助他们提升对汉语文化的理解，进而提高他们在英语与汉语之间的转换能力。因为，这些经典的汉译英文本，不仅凝结了翻译家或学者们多年的精力和心血，也集中体现了汉英之间存在的隔阂、障碍和会通之处。在这种二次解读的过程中，汉语文本遭受损失的同时，也会获得许多新意义的增殖。质言之，基于这种母语和外语之间可以相互照亮和发明的特性，我们可以开拓出英语教学的新资源和新形式，进而优化现有的英语学习模式中的不足。
参考文献：
[1]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2]金圣华.桥畔译谈——翻译散论八十篇[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3]许渊冲.文学与翻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陈 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