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物性别问题是“十七年”文学研究中不可绕开的话题。在泛政治化时代的女性抒写中，茹志鹃也未能摆脱这一点。所幸的是她能勇于突破。《百合花》中的“我”明显地具有双性色彩，而“新媳妇”这一角色更多地复归人性的原初。文章从“新媳妇”这一人物的性别定位及其审美意义加以分析，努力揭示出作品的深层意蕴及其对社会的烛照。
关键词：当代小说 《百合花》 性别定位 审美探析
“十七年”的文学，沾染了浓烈的政治色彩，带有鲜明的功利倾向。这不是文学本身的错，而是那个时代对文学的必然要求。《林海雪原》《红旗谱》等长篇小说，讲述的都是革命的故事，甚至连《青春之歌》也不例外，虽然政治和爱情水乳交融，但仍逃不脱历史母题的规训。“十七年”是长篇小说的时代，但在主流文学之外，短篇小说也从不同角度讲述着革命的历史，诠释着英雄的故事。茹志鹃的《百合花》，把宏大的战争推向远远的背景，关注战场之外的边边角角，展现剪不断理还乱的儿女情长，文风清新、俊逸，感情充沛动人，可以说是那时期短篇小说中的另类，也可以说是传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一个突破。这个突破主要表现在人物的设计和定位上，尤其是作品中闪烁着人性光辉的新媳妇形象。
一、人物定位思考
新媳妇虽然出场较晚，但不能动摇其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作为“我”的一个对立面。新媳妇出场的方式很奇特。没有正面描写，首先映入读者眼帘的是通讯员两手空空、失落而回，听到的则是：“女同志，你去借吧！……老百姓死封建。……”通讯员和新媳妇“斗智斗勇”的一幕被隐藏到了台后，给我们留下关于新媳妇无尽的想象。
有人说新媳妇是妻性的代表。更有甚者，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解释，说她和通讯员之间暧昧的情愫是越轨的投射。我不太赞同这个观点。新媳妇与通讯员之间是有一种朦胧而暧昧的感情，但这种感情是红杏出墙么？断然不是，新媳妇身上集中体现的，正是“我”所缺失的女儿性。
１.女儿性。新媳妇虽然过门了，其身份已经由女儿家变成了大嫂，身上具有了更多的道德观念和责任感。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下文本中的预设，即刚过门三天，也就是说新媳妇刚刚品尝到爱情婚姻的甜蜜，身上浓烈的女儿性还不至于一下子消失掉。
新媳妇可以说是笑着出场的，带着女儿式的羞涩。“尽咬着嘴唇笑”，“好像忍了一肚子的笑料没笑完”。这是第二次借被子时新媳妇的神情。关于第一次通讯员单独借被子的场面，作者没有描述，通讯员没有借到被子，作者的意见及流行的说法是新媳妇最初舍不得借，而后来却在“默默中自己改正了自己的错误”①。实际上，我们可以根据文本做一个猜测：通讯员的青涩，遇上了新媳妇的女儿性，通讯员更加窘迫，而新媳妇则善意地调侃和孩子似的捉弄了一下他。一个活泼可爱充满原始生命力的少妇形象被我们想象出来。其实新媳妇并没有生气，可是“她好像是在故意气通讯员，把被子朝我面前一送，说：‘抱去吧’”。显出女孩子的顽皮。但是当通讯员衣服挂住了门钩，在肩膀处挂下一片布来，新媳妇一面笑着一面赶忙找针拿线，要给他缝上。可见，生气是假，逗他开心是真。可是通讯员倒是较真了，高低不肯。于是这个破洞就没有缝上，也预示着不完满的结局。
“那位同志弟到哪里去了？”新媳妇对性别的差异很敏感，在指称通讯员的时候，没忘附带上性别符号：弟。当然这里的“弟”，不仅仅是一个性别符号，也包含了新媳妇对通讯员的朦胧的说不出的欢喜。这与“我”是不一样的。“我”的欢喜是上对下的一种怜爱，而新媳妇则是平级的姐弟似的亲切。
做这种工作，我当然没什么，可那些妇女又羞又怕，就是放不开手来，大家都要抢着去烧锅，特别是那新媳妇。我跟她说了半天，她才红了脸，同意了。不过只答应做我的下手。
新媳妇的羞怯显然是来自于男女性别的差异，感觉给一个陌生的男子擦拭身体，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这里面会有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这种女儿似的羞怯与“我”的满不在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首先是同志的性别，而新媳妇不是，她首先是个女性。
２.女儿性的超越。女儿性的新媳妇的形象已经初步勾勒出来，但是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圆形人物。就在新媳妇忸怩中，当她看到奄奄一息的同志弟时，女儿性发生了突围和超越。新媳妇这个人物形象也因此在文章的末尾获得极大的升华，使得崇高和秀美完美地统一。
两次短促的“啊”，驱散了新媳妇心中的羞怯。她“已轻轻移过一盏油灯，解开他的衣服，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擦拭着身子”。我想，在这一过程中，她会想起白天发生的故事，会想起他青涩的忸怩，而现在，他静静地躺着，为了救老百姓，扑上了手榴弹……战争的残酷和猛烈，我们没有直接看见，但是透过新媳妇异常镇定的神色，透过那双摩挲着她同志弟的手，我们看见了。这时候，这个拖毛竹的青年，不仅仅是新媳妇的同志，更是她的弟弟。新媳妇现在所承受的是失去亲人的痛苦。
“我”说“不要缝了”时，“她却对我异样地瞟了一眼”。这一眼中有万千的话语：这是一个生命！通讯员的死对“我”的打击也很大，因“我”看到太多的死亡、太多的生命逝去，所以悲痛很快化为镇静；新媳妇则不然，虽然这种打击经过了转述人的消减，但仍足以使她失语。她“却像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有听到，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这个破洞因她而起，现在缝补上，可以说是在完成一种虔诚而肃穆的仪式，为一个年轻生命的逝去奏一曲挽歌。这里，同志弟已经不是单纯的通讯员了，他可以是任何人。在进行这个仪式的同时，也进行着女儿性的飞跃，飞升到美好而纯净的人性。
……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地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
“是我的——”她气汹汹地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
这还是我们熟悉的温柔顽皮的新媳妇吗？她为何如此恼火？那是因为卫生员揭掉了那床“百合花”被子，而这是对她的女儿本性的一种挑战，进而对美好人性的一种亵渎，这是新媳妇所不能忍受的，于是有了一连串的动作，有了撕心裂肺的呼喊：是我的！伴随着这呼喊，小说发展到了高潮。这呼喊是在捍卫被子的所有权，更是在捍卫生命的尊严！这呼喊里有对残酷战争的悲诉，有对丧失亲人的悲愤，更有对生命的悲悯！
可是，这呼喊只是半句，戛然而止。阶级不再重要，男女的性别差异不再重要，凸显的是一个大写的人。一条象征爱情与纯洁的新被子，盖在牺牲的通讯员身上，通讯员终于获得了异性的关怀，奏响了一曲“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②；一条象征爱情与纯洁的新被子，盖在了一个青年人的身上，青年人终于获得了他者的悲悯，奏响了一曲生命的挽歌。
女儿性面对死亡，用浅吟低唱和慷慨激昂的方式，诗意地突破了恐惧，突破了死亡，道出了生的意义。
二、形象意义诠释
“十七年”时期的文学作品，有一个比较大的共性，那就是人物形象塑造不具有鲜明的个性，被压扁了。“‘十七年’的小说通过文学想象的方式昭示了国家意识形态对于文学叙事的权力掌控，小说叙事中的人物形象成为承载意识形态的有效符码。”③当社会政治生活走向极端，露出失误，并严重侵入文学领域时，作家们在生活与心灵的割裂中丧失了正常自由的写作状态，这样，作家塑造的人物形象也仅能是政治的符码。但我们欣喜地看到《百合花》中“我”、小通讯员、新媳妇都是圆形人物，特别是新媳妇这个人物被塑造得丰满立体，有着较为深刻的意义，值得重新审视。
１.文本引发思考。《百合花》是“社会激流中的一朵浪花，社会主义建设大合奏里的一支插曲”④。作者塑造出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下的女性形象，并且塑造得非常丰满，而这些形象也成全了文本本身，获得了全新的生命，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引发了关于大题材和小题材，大人物和小人物的讨论。后来一些男性作家也开始了类似的创作尝试，比如巴金的《团圆》，同样没有正面写战争，而是写了战争背景下，处于儿女情长中的女性形象。宏观上看，“十七年是一个忽视性别的时代，其实压抑的只是‘女性’，而不是性别本身。”⑤“在‘十七年’文学的女性书写中反复出现的泯灭性别的‘女英雄模式’，可说是女作家性别意识退化的明显例证。”⑥在泛政治化的时代里，在众多男性的声音里，呼喊出女性的名字，其意义是重大的，虽然当时《百合花》没有也不可能从“女性”这一层面来解读，而是被规训为军民鱼水情的时代大主题，然而文本给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
２.美学获得提升。“女英雄形象第一个而又是最明显的特征是‘像男人’，因此，塑造这类形象的基本修辞策略是‘雄化’。‘雄化’是突出女性人物‘雄’的一面，即让她们在外貌、言行举止和工作表现上贴近男性和模仿男性，并进一步引导她们加入男性的世界、认同他们的价值观念以至得到他们的认可和接受，最终成为‘英雄’人物。”⑦“十七年”的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不是被“雄化”，成为“女性”英雄，就是被阉割，成为男性的附庸，不管怎样，都没有独立的女性主体意识。文中“我”的身上多少还能看见“雄化”的男性修辞，但是新媳妇的形象无疑是很女性的。我们不妨考察一下《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红旗谱》中的春兰等女性形象，就不难发现，“在‘十七年’，塑造英雄形象是文学创作中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中心任务而为社会政治舆论所强调，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原因。更为重要的是，现代中国革命历史内容和解放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为英雄的产生和成长提供了适合的土壤。”⑧那个时代需要的就是像男人的女性英雄，若不是，那只能是等着男性去解放的可怜对象，对比中就不难发现新媳妇的可贵之处——浑身上下散发出女性的光辉。存在于小战士和新媳妇之间的，无疑是某种朦胧的身体吸引；但当新媳妇毅然地将新婚的百合花被子铺入牺牲了的小战士的棺木时，那已是一处欲念升华之后分外圣洁的“婚床”。在为同志弟装殓的过程中，新媳妇的女儿性得到最大化的释放。
３.文化建构超越。当男性成为政治的有形标记时，具有权力的男性话语所发挥的就不仅是性别功能，也有意识形态功能。“十七年”文学中的“女性”作为注定被弃置、被压抑、被改写的“品质”与特征，开始成为某种必须而有效的“神话”符码。在当代中国文化实现其对“女性”的压抑的同时，“女性”成了某种空位，成为某种有效的社会象征。女性在由阶级的兄弟姐妹组成的革命大家庭中没有任何特异性的价值与意义，除却社会的命题与阶级的身份，女性不可能有任何别样的生活与生命。“５０年代初，通过改变女性的阅读和欣赏趣味，从而让新时代的女性更少女性化，在婚姻、爱情和生活方式方面，把最为人性化的东西从她们的思想中排斥掉，让女性只在阶级化的生活中，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革命化、低俗化和粗糙化”⑨。学者的分析是符合事实的。因为在“阶级斗争时代”具有反传统的性质，“小的方面如改变传统男女角色意识，女性最大面积进入了社会，甚至女性风格气质高度男性化。”⑩文学以人的社会属性为人性中的最高成分，而人的文化属性体现为人的历史文化心理积淀，它不仅显示人的空间存在，而且内蕴人的时间存在。对此，极少谈论。但“女性”又必须是特异的，“她”的书写应该是激情盈溢、充满欣悦的，同时又必须是细腻而清新可人的。“女作家茹志鹃因此成了‘十七年’女性写作的范本与标识。茹志鹃‘十七年’的创作，体现了时代精神和女性风格的完美组合。从某种意义上说，茹志鹃创作所代表的女性风格，被视为社会主义时代合唱的辅助声部，一种必要的补充与调节。因此‘女性风格’成为一种特定的文化角色，实践着一种特殊的文化功能。”{11}进入新时期以来，人的文化属性逐渐被人关注和重视，体现出文化建构的超越。
“十七年”时期是否是女性自我意识的消解时期？是否是女性的牢笼？女性是否成为符号、空洞的能指？在男性话语中心的年代，女性被压抑，女性被遗忘，其实是政治、是权力在幕后作祟。“五四”时期建立起来的女性意识，在“十七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我是我的”这样的呼喊被主流意识形态、被阶级、被战争淹没掉了，同志性别上升成为主导性别，女性性别则潜隐移位，但是不可否认，在这样的困境面前，在冰面下，女性意识，暗流汹涌，萌动着，等待着下一个历史时期的爆发。
① 茹志鹃．我写《百合花》的经过[A]．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茹志鹃研究专集[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４２.
② 胡立新．赞歌·牧歌·挽歌——《百合花》的三层意蕴[J]．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文学研究），２００６，（0４）.
③ 陈力君．国家意志的叙事焦虑——解读“十七年”小说中的“引路人”形象[J].张炯，白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２００６卷）[Ｃ]．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８２.
④ 侯金镜．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读茹志鹃小说有感[N]．文艺报，１９６２-0３-２０.
⑤ 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５９.
⑥ 赵树勤．女性文化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０９.
⑦ 陈顺馨．女英雄形象与男性修辞[J].陈惠芬，马元曦．当代中国女性文学文化批评文选[C]．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８４.
⑧ 黄曼君．中国２０世纪文学品格论[M]．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２７８.
⑨ 谢泳．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J]．上海文学，２００１，（0２）.
⑩ 黄伟林．中国当代小说家群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３.
{11} 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１３.
作者：吴延生，淮阴工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编辑：吕晓东E-mail:lvxiaodong818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