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演上海，高中世界历史，教科书，宏大叙事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B[文章编号]0457-6241（2015）07-0063-04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经历了两期中学课程教学改革。高中世界历史教学也与时俱进，出现了“宏大叙事”的连续转变，它们是：从资产阶级革命史到现代化史，从现代化史到全球化史。两次转变实现了知识更新，提升了教学品质，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反映了我国思想理论界、历史学界逐渐积累的共识。
教科书是课程的中心环节和课堂教学的重要载体，“作者们在写作它们的过程中，致力于把它们写成各种问题、资料与理论的综合体，并致力于把特定的一套范式交给科学共同体”。①两次“宏大叙事”的转变都以教科书的重编为契机。1978年以来，上海市高中历史教科书先后使用过全国统编版、沈起炜主编版、苏智良主编版、余伟民主编版（下文简称“统编版”“沈版”“苏版”“余版”）四种，其中“统编版”“沈版”“余版”是通史、政治史，各有其不同的历史观和“宏大叙事”。
“统编版”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作为划分世界近、现代的标志，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冲突作为的唯一原因解释历史演变，无疑是前苏联历史课本、日丹诺夫理论的翻版。该教材的论述充满了线性历史的印记，在国家已经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它还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严重滞后于时代发展。
1988年，上海市开始中小学一期课改，取得沿海发达地区版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权。不久，一套以15世纪为起点的包括中国史在内的高中世界史教材，由沈起炜领衔的上海市教育学院编写完成。在内容与形式上，“沈版”以15世纪为起点、中外合编、大小字排印等变化，让人耳目一新。其次，教材按照时间顺序划分历史阶段，在同一个历史阶段内选择中外历史的相关内容构成单元，采取每个单元集中探究一个比较宏观的问题的历史编纂法，也受到业内人士肯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则是在史观、“话语”即指导思想的重大变化，正如“沈版”前言所述：教材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显示“世界历史发生转折性变化的时候，有的（国家）努力赶上近代化的步伐，有的（国家）故步自封”，让学生获得教训。如果说“统编版”的主旋律是“暴力革命”，那么“沈版”的主题就是“近代化”（通过资产阶级的改革运动体现）。具体到中国晚清，就是已故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所说的“走出中世纪”。 “沈版”教科书的使用，使得当时市、区公开课的选题得到极大的扩展，由之前主要聚焦资产阶级革命，拓展到彼得一世改革、工业革命、明治维新、戊戌变法和罗斯福“新政”等新热点。
20世纪80年代的旗帜是“思想解放”。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历史教学意义深远的转型。“沈版”前言中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也第一次有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它写道：“……资本主义由于自我调节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本世纪的下半期中显示出还有相当强的活力，社会主义国家和若干民族独立国家由于缺乏经验，加上种种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因素，遇到了不小的挫折。”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关于垄断使得资本主义“垂死”和“腐朽”的论断也被“沈版”第16章的论述所修正，教材提出：垄断“主要以科学技术为基础，以科学管理为手段，提高劳动生产率，追求利润，增强竞争能力，它表明垄断组织的形成，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为适应生产力的进步而对生产关系进行的一次重大调整，它还预示着在垄断组织的形式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还会有更惊人的发展。”教材认为：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正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这些论点，放到改革开放之前，无疑不会被接受。
任何学说或著作都有它的学术谱系。“沈版”教材的编写，无疑也受到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的影响，比较直接的可能有罗荣渠有关中国现代化和比较现代化进程的研究成果等。此外，在一期课改开始之年，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斯氏以公元1500年为界将全书分为上下册，可能也对“沈版”教材编者有所启发。因为“沈版”教材所叙述的世界历史，是舍去古代和中世纪、径以新航路开辟为起点的。
“沈版”使用了十年之后的1998年，上海启动了二期课改。为响应新形势、新要求，2003年，高中历史课程开始试用由苏智良领衔、上海师范大学编写的教材。“苏版”教材再次进行了大胆创新，完全舍弃通史体裁，而采用主题史形式，将文明史单独成书。究其意图，与其说是要改变历史等于政治史的传统，还不如说意欲曲线清除“左”的残余（仍用通史体裁，暂时还无法做到）。其次，它也在尝试一种新的叙述模型、框架，以文明史充当“整体史”，重点介绍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科学研究新成果等。
应该说，这一改变和尝试是有意义的，也获得了一定的成功。文明史提倡科学和理性，摒弃英雄史观，将单数的历史变成复数的历史，从贴近真实生活的角度看历史，使历史教学更加人性化。在文明史中，自然界也是历史的范畴，自然观与历史观始终相互依存、相互统一。文明史无远弗届、五湖四海，扩充了历史展示的空间，开阔了学生的视野。文明史摆脱了兰克史学在内容设定上的束缚，也摆脱了思辨的历史哲学从一个先验的框架来概括历史的束缚。笔者归纳至少有两个“克服”、三个“符合”：克服了梁启超过去批评旧史学所说的“只知有国家而不知有社会”的弊病，克服了社会进步只是社会形态递进的错误理解；符合和平、发展、协作、竞争的精神，符合世纪之交西方和我国史学的新思维，符合二期课改以学生发展为本、全面提高学生的国际意识和创新能力等要求。
20世纪20年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提出从“等级”和“种类”看待文明的差异，这是研究文明史的钥匙。“苏版”结构含纵、横两个向度，上册为横向结构，比如将主题“人类生活”和“人类文化”并列，而之下的各单元分别按照文明史的构成、内容（狭义）进行编排；下册则为纵向结构，三个主题分别为“过去”、“当代”和“未来”，主要叙述了人类文明的演进、发展。纵横交错，以横为主。
有文章称，上海文明史教科书是“史学界酝酿八年的进步”。①“苏版”首创的“小副刊”和活动板块，其后也被“余版”继承发扬。
以文明史形式编写教材，亦有其相关学术背景，特别是19世纪中叶欧洲“新史学”运动以来对于历史的新认识。过去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存在片面性，认为只有战争、革命、改朝换代才是历史。事实上，人类过往经济、社会、精神、文化活动都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应当是人类物质、精神和政治三大文明的进步史。现今世界各国出版的通史，早已都按照这种模式进行编写。
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大陆，文明史更成为显学，斯宾格勒、汤因比以及法国“年鉴学派”相关论著的大量翻译出版，雅斯贝斯的“轴心突破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风行一时。仅直接与中学历史教学相关的论著，亦为数不少，比如已故北师大教授刘宗绪，就提出要“从人类文明史演进的角度去看历史”，“把握历史发展的总纲”，①并主编或参与编写了体现此宗旨的《世界近现代历史30讲》《历史新知识，创新能力培养》和《历史学科专题讲座》等书。
“苏版”是按照教育部《历史课程标准》精神进行编写的。2000年教育部成立《历史课程标准》研制组，有意把“课标”由“指令性的计划”变为“指导性计划”，即只规定课程应该达到的目标，至于各地教材具体怎样编写，并不强求一律。“课标”有“多维度构建历史课程框架”的设想，提出“构建按时序叙述与按主题叙述两种形式互相渗透的内容结构，多维度地展现历史的广度与深度……”但由于外界的认识（一、“淡化”了革命传统教育，二、无论内容或形式都“不像历史”），和教师还不习惯操作、提了一些意见，结果被停用了。自2006年到2007年面上铺开，仅有短短一年时间。
“苏版”被停用的2007年，由余伟民领衔、华东师范大学主编的《高中历史》六册陆续推出，一直使用至今，成为上海市现行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余版”恢复了通史体裁和政治史的内容，也沿袭了“沈版”中外合编的凡例，但加入了中国和世界古代史。更重要的是，它已从之前的“现代化史”转型为“全球化史”。
在最近的1/4世纪里，人类历史加速进入了经济全球化时代。所谓全球化，是指人类通过交往、交融，趋向于组成全球经济社会的历史过程。“地球村”“世界是平的”“知识大爆炸”便是人们熟悉的形象化的表述。中国以2001年12月加入WTO为标志，与世界全面“接轨”。全球化不只是经济一体化，还有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规定。全球化的“时代意见”（钱穆）、“当代史”（克罗齐），包含了接受市场经济的发展途径、认同普遍的价值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保护共同的地球家园，等等。全球化的实现有一个发展过程，即有其历史；同时，全球化时代又有其新的特点和要求。新世纪的高中历史课教学改变了以往大多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叙事的做法。进行全球化史教学，有利于帮助学生认识新时代，培养其时代感和世界公民意识。
“余版”有利于推动高中历史课教学功能发生变化，使课程目标开始变成以领会当代为归宿。通过全球化史的教学，帮助学生继承人类的文明事业，从各国历史中汲取理性和智慧，逐步养成友爱、开放、包容、负责、守法的品质，支持改革开放，成为合格的国民和世界公民。这也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个别思路不够开阔的教师，之前很容易将“沈版”教材的现代化窄化讲解为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时代。实际上，现代化有比工业化更为丰富的内涵。现代化至少包括大国崛起等新课题；工业革命也应包括城市化等新内容。“余版”对“沈版”和“苏版”的许多内容也做了重新解释或“编码”，如现代化中的“荷兰诱惑”或“苏联幻觉”，中世纪和工业革命中的城市化问题，印刷术的传播和“有线世界”的建立等。
“余版”帮助学生建立这样一些重要观念：需要重新认识世界历史，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需要知道任何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现象一般都在多种因果关系下产生；不仅要提出全球化的经济政治问题，还得追问规定全球化这一概念的价值、伦理与归属感等。“余版”一、四分册的重心在于：一是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和发展，二是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二、三分册的重心：除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成就，一是中外交流，二是政治制度。五、六分册中外合编，揭示近代以来世界形成统一整体的过程。由此可见，“余版”是一套反映全球化潮流、适合时代需要的教材。
当然“余版”也不是“飞来峰”，事实上无论在内容或者形式都体现出对“沈版”和“苏版”的借鉴。之前的“沈版”首先传递了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要从世界看中国的观念，揭示了工业化是近代化的主轴，并发展形成“世界格局”；之前“苏版”的主题五“走向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和主题六“社会理想和现实”，更应视为史论版的现代化史。“沈版”和“苏版”筚路蓝缕之功，同样不可埋没。
全球化史的“宏大叙事”，引导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带来了教材资源的广泛挖掘。在上海的中学历史教学界，教师和教材之间，向来存在着一种可贵的默契。近年来，中学历史教师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增强学生历史责任感和危机意识，结合热点，再现历史，开发了一批有影响的升级版或创新版的课程，如进才中学杨国纬的《1787年宪法》、交大附中彭禹的《新航路的开辟》、大同中学姚军的《西欧封建制度》、上海中学陈蔚琳的《近代上海市政建设》、徐汇中学姚虹的《民国初年的社会和政局》、晋元中学周飞的《新文化运动》、陈宇静的《法国大革命》、梅陇中学杨睿的《美国内战》和西南模范中学宫毅的《苏（俄）联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等。这些课程，可视为是在当下语境中发表的“时代意见”。
全球化史的“宏大叙事”，推动了历史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转变。“统编版”（“沈版”还未能全部摆脱）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做大前提，运用三段论得出某种结论（判断），基本为演绎推理，考查学生的方法差不多就是让他们做各种形式逻辑的练习，在教学中很容易把历史唯物主义变成了教条主义。“余版”则通过历史辩证法的运用，基本克服了科学学所谓的逻辑主义的弊病。上海中学李蔚兰揭示“余版”的叙事模型为：从兴趣（小故事）到认识（正文部分）、再到深入理解（“看图学史”）、最后进行课外拓展学习（“史海拾贝”和“史海指南”）的过程。①
近年来，上海的市、区历史教研员大力倡导“论从史出”“历史思维”“问题意识”，引导学生以“长时段”“大历史”的视野，利用史料、提取信息、“神入”现场、经过历史的逻辑思考，解决最初提出的问题。要做到这些，就不仅要记忆基本的史实，更要贯通历史基本知识，理解史实之间的关联并能对知识进行迁移。学生不再是历史的旁观者、课堂上的听客，而是与教师共同参与历史解释模型的建构。师生还创造了历史考察、跨文化对话、图像和史实互动、读取地图信息（挖掘隐性信息、分析多维信息、地图和文献信息互证）培养空间感等具体的操作办法。个性化发展，研究性学习，打开了课程改革生动活泼的可喜局面，成功实现了教学方式与学习方式的转变。②市、区历史教研员还创造性地将方法论作为“育人”的重要内容，如“论从史出”培养科学态度、多样性培养开放包容襟怀等。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上海高中历史课程共使用过四套教材，以三次自主重编教材为契机，世界史实现了“宏大叙事”的两次转变，两次转变完成了知识更新，丰富了教学手段，教育引导学生提高了历史责任感，表明了课程改革已取得阶段性成功。
【作者简介】刁娅君，女，中学一级教师，上海市西南模范中学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教学研究和中国现代史学史研究
【责任编辑：吴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