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真相》是山丙出版集团继《公司的力量》后，推出的又一畅销经济书，如果你对央企存有疑惑，本书将告诉你央企是什么?央企为了谁?央企将来会怎样?以石油石化行业为主脉，本书为你带来答案，《新晋商》现摘编部分精彩内容，以飧广大读者。
央企的前世今生
新中国成立后大量诞生的国营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更名为国有企业。进入21世纪后，随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的成立，“央企”(中央企业的简称)这个新词开始红遍大江南北。这些称谓的更迭变换，折射出过往那些厚重的历史和时代的特质，它真实地描绘出国有企业六十多年间的辉煌、困顿、彷徨、挣扎、试错、改革、博弈、发展的全过程，记录了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一场伟大的历史性剧变。
从1978年开始，当时的国营企业有几十万家，在国家和政府的悉心“计划”之下，它们不能越雷池半步。国家制定企业的生产和分配计划，价格由国家全权负责，统一制定。于是，便出现了这一特定的时代奇特现象：冶炼厂和电器厂本在隔壁，却需要按计划先将冶炼厂的铜调往其他城市，甚至在祖国大地上兜上一圈后再“分配”回到仅一墙之隔的电器厂。
经济学家常修泽曾用“羁靡制度”来特指国营企业在计划经济时期的企业制度，国营企业也是企业，这么干，不仅导致它们长期处于亏损境地，而且使他们丧失了竞争意识。结果国营企业预算软约束、企业家缺位、经济效益低下等弊病日益呈现，各种扭曲现象大行其道，许多生产活动不计成本，甚至是赔本赚吆喝。于是，国有企业的亏损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为此还诞生了一个专有各词——政策性亏损。
当年“国”字号企业能在亏损如此严重的境遇下，仍然能正常运转、保证供应，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便是“人”的精神力量的作用。
石油人数十年的坚持和奉献，仍敌不过政策性亏损，党中央于是下定决心启动对石油等各类国营企业的全面改革。
价格的扭曲、机制的僵化，令国营企业的改革异常艰难。当年的“笼鸟”模式，便是对国企改革的一种形象说法。国营企业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好比一个鸟笼，鸟儿只能在笼中跳跃。企业本应是一只自由飞翔的鸟，可如果对它的翅膀加以束缚，便丧失了鸟的天性。就在“自由”和“束缚”的矛盾抉择中，国企改革艰难起航。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正式提出并阐述了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问题，并将现代企业制度清晰地总结为十六个字，即“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在改策略指引下，被连年亏损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石油行业也进入到改革发展的新阶段。
然而，改革之路注定不会是坦途。石油企业因为油价与国外接轨而提升效益后，日子刚有了一点好转的迹象，一场国际低油价风暴便接踵而来，使油企改革的适宜环境迟迟未到。
20世纪90年代，国际油价一直在每桶18美元上下徘徊。1997年10月起，国际油价更出现“进一步，退两步”的趋势，“跌跌不休”。1998年，美国和英国的两种基准原油价格一年内便分别下跌43％和50％。到了年底，油价跌落至25年来的“谷底”，美国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WTI)跌破每桶10美元。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大型国有企业的重组改制开始步入时代舞台的中央。石油行业中的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选手也粉墨登场。
三大选手要重新改组改制，首先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高位截瘫”。
可是，怎么改，争议很大。关于石油行业到底应采取什么模式进行改革，出现了拆分和合一两个截然相反的模式间的争锋。
最后，政府采取了拆中方案，既不分三为七，也不合三为一，基本保持三家公司的现有局面，中石油、中石化进行重组，并于1998年3月在全国人大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予以宣布。
国有企业和“三中全会”的特有缘分，历史上曾有几次“三中全会”成为国企改革的“发动机”。当历史的车轮转动到了2003年，这一年距离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已有整整十个年头了。十年间，通过“三年两大目标”、公司制(股份制)改造、海外上市等改革攻坚战，我国的国有企业挺过了最艰难也是最关键的一段时期，这也为下一阶段的改革向纵深发展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
2003年，除了改革思路的创新外，国企改革的实践也迈出了一大步：4月6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挂牌，国务院授予其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这一天，国资委成了坐拥7万亿元资产的央企的“头儿”。“央企”一词随着国资委的成立也名声大噪。
油价高低谁说了算
油价是世界经济的晴雨表和操控杆。不过，这个晴雨表在中国有些失灵了。中国人没有美国人收入高，为何油价居然快打了平手?石油企业利润高，为何还拿补贴?面对这些问题，有人提出是定价机制惹的祸，国际定价何时能有中国的强音?
2009年7月，有人爆出了。一个新闻，中国的汽油价格居然比美国有些州的油价都高了。
国人哗然，中国的油价怎么比美国还高?此时，《上海证券报》上发表了中石化一个专家的报告，这位专家解释说，我国成品油价格去掉税费和一些流通费用后，油价并不比美国高。
在国际石油市场上，最残酷、最关键的不是油气资源的争夺，而是油气定价话语权的争夺。
2010年7月30日，北京石油交易所股权重组后正式运营，成为继上海、大连石油交易所之后的全国又一家石油交易所，中国在争夺油价话语权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
其实，我国的大庆、胜利原油价格曾经在东南亚地区被作为基准定价。当时东南亚地区的原油，如越南的白虎油、马来西亚的米纳斯油，在定价时都要参照大庆出口石油的挂牌价来决定价格。遗憾的是，2004年，我国完全停止石油出口，这种国际价格计价权也完全丧失。
中国的石油交易所想要加快发展，占有市场的一席之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对中国经济的隐形影响非常重要。
“国进民退”还是“优进劣退”
山西煤炭企业管理制度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制度改革的一个缩影。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山西煤炭市场的放开，小煤矿迅速崛起。小煤矿最初并不是私人的，而是村里或乡政府的，后来，乡里或乡镇府纷纷将煤矿承包给私人经营。再后来，承包的矿基本上九变成私人的了。那时候关于乡镇企业的发展模式有“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争论，临汾就采取了温州模式，也就是个体经济模式。小煤窑从崛起到承包再到私有，山西的煤炭企业走了和其他地方企业发展、改革一样的道路。
但是，山西的煤炭行业出现了两个特殊的现象：一是煤炭价格从2003年开始扶摇直上。二是矿难事故不断发生，安全压力不断加大。
2004年开始，山西开展煤炭企业改革。第一，政府对煤矿资源估价，然后由矿主一次性买断。第二，关小上大，年产9万吨以下的煤矿全部关闭。第三，行业准入门槛提高后，很多没有资质和
实力的矿主就无法进行煤矿开采，从而提高煤矿生产的安全性。
2009年山西全省煤炭资源兼并重组，基本做法是大幅提高行业准入门槛，为兼并重组主体限定了条件，高门槛在一定程度上把小煤矿挡在门外，让有实力、产业水平高的优质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潘云发表意见认为，小煤矿退出，并不意味民营资本从煤炭产业的退出。社会上所传山西整合重组大搞“国进民退”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应该是“大进小退”、“优进劣退”，这样做，更有利于优质煤炭企业做大做强。
央企的社会责任
除了完成国家交给的经济任务外，央企在社会发展中担当着应负的责任，为中国的崛起和腾飞提供着强有力的支撑。
2010年底，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显示，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的社会责任指数大幅领先。国企的平均得分为33.1分，其中央企的得分高达43.8分，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得分分别为29.6分和27分。
央企在履行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的同时，在社会责任方面也逐步加强和改善，更加关注社会民生，并做了一些工作。
为了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刻，央企响应“保民生、保稳定，关键是保就业”的号召，坚持“减薪不裁员，歇岗不失业”。2009年在利润和收入双降的情况下仍主动吸纳了20万名毕业生，比2008年增长7％。中国建筑等8家建筑企业还带动了500多万农民工就业。
为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2009年，央企合计完成向社保基金转持国有股55.3亿股，对应的市值为429.68亿元，充实了社保基金。
近几上年来，随着效益、规模的增长，中央企业、国资委等对“股东价值”、“社会责任”的认知也在不断深化。2008年初，国资委给央企发的第一份红头文件就是《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央企原有的政治和经济更突出的“二维”的责任观，以转变为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三维”的责任观。央企在2006年发布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温家宝总理批示：“这件事办得好。企业要向社会负责，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在社会责任履行上，央企目前还是起步阶段。尽管与公众的期望还有较大差距，但不可否认它在社会责任理念、意识和行动的转变及诚意上起到了带头作用。如今，社会责任已渐渐成为央企的一种发展思路和战略。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央企履行社会责任的坚实基础，央企将做大做强、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关注社会民生作为践行社会责任的第一要务，通过建立健全社会责任战略、治理、融合、绩效、沟通机制，在依法纳税、人文关怀、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科技创新、公益事业等方面全力推进，方能更好地履行和平衡好企业的三大责任。三大责任构成了“铁三角”，而三角形也是最稳定的结构之一。
央企的未来
世界级企业因为全球化的品牌形象使人们熟悉，今日的中国急需涌现出一批具有成为世界级企业潜质的企业。但是，仅仅规模大并不代表伟大，中国企业成为伟大企业还有不小的距离。中国崛起要亮给世界新的名片——“中国创造”，以及随之而产生的一批伟大的企业。
美国总统柯立芝曾说过，美国的事业就是企业。今天全世界入耳熟能详的美国大企业数不胜数，如饮料业的可口可乐，电脑业的微软，化工业的杜邦，汽车业的通用福特，零售业的沃尔玛，饮食业的麦当劳等等。
这些企业都称得上是世界级企业。它们具有同一个特征：主营业务收入处于世界前列，具有全球化的品牌形象，对行业技术的改革创新作出了显著贡献，拥有独特的发展战略或商业运营模式，员工具有很高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水平。
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已经出现了一批具有上述潜质的企业。尤其是在全球金融海啸的严重冲击下，中国的很多企业却展示出活力，正踏上成为世界级企业的征程。但是，也要看到我国的优秀企业与世界级的企业之间存在的差距，不仅是财务指标层面的，而是整体性的。那么，差距在哪里呢?
差在企业文化上，中国企业往往用权力积聚员工，而世界级企业用文化凝聚员工；差在绩效管理上，中国企业往往只管理员工的现在，而世界级企业还管理员工的未来；差在公司管控上，中国的企业发展主要靠能人，而世界级企业主要靠制度与流程；差在营销系统上，中国企业往往利用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赚取利润，而世界级企业往往促进消费者成熟；差在团队合作和领导力上，中国企业的环境鼓励做聪明人，而世界级企业的环境鼓励认认真真做事。
有人曾经问福特汽车公司董事长比尔·福特，好的企业和伟大的企业有什么区别?他的回答是：好的企业为社会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的同时，更去创造美好的世界。有学者对伟大企业的特征也作了如下表述：伟大企业是一个学习型的组织，有创造性，有一套透明的、彼此信任的公开机制，是敢于负责的企业，富有精神和传统，受人尊敬，基业常青。
总之，历史悠久的企业不一定是伟大的企业，庞大的企业更不一定是伟大的企业，世界五百强也未必是伟大的企业。伟大的根本是一种精神。
中国是一个大国，有厚重的文化积淀，有强烈的民族自尊。三千年来，多数时间里，我们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影响并改变着这个世界。未来，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对世界的贡献，不仅是靠军事体现，而要体现在文化和经济影响力上。文化和经济影响力的扩张需要载体，这个载体只能是中国的伟大企业。
世界正在快速走向全球化，中国要崛起，需要更多的世界级企业，更需要有艺术家、冒险家的激情和活力，勇于去创新，去承担更重要责任的伟大企业。当年铁人王进喜有句名言，“井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轻飘飘”。对央企来说，这是挑战，更是压力，有压力才能不断超越自己。
在2010年央企责任人会议上，国资委主任王勇在报告中指出，央企将围绕“一大目标”，实施“五大战略”，加强“三大保障”。明确提出了做强做优中央企业、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目标。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目标。
放眼未来，中央企业应积极承担经济责任、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在大事上要事难事面前发挥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顶梁柱作用。我们坚信，21世纪的中国，一定会诞生一批伟大企业。这是中国企业群体中起引领作用的央企和所有有实力的中国企业的共同使命，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