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中国社会格局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更迭对新中国的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国家的需要下，“十七年”儿童文学作为文学的一部分也被納入了为政治服务的轨道，担负起了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重任。“紧紧抓住时代脉搏”、重塑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成为“十七年”儿童文学的创作宗旨。“十七年”重视教育的文学观念导致了儿童文学的失态，最终使其陷入了“教育工具论”的尴尬境地。本论文旨在参照“十七年”历史语境、结合社会与作家个性的复杂关系，力求在文本细读中探讨特定时期儿童小说的创作方式，再现“十七年”儿童小说重塑儿童形象的缘起。
关键词：十七年；儿童文学；儿童形象；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12-00-02
一、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
历史走到今天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回顾与研究。如今在我们的生活中，反映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层出不穷，让人们又想起了那战火纷飞、英勇不屈，荡气回肠的年代。在文学发展的道路上“十七年”文学是我们不可忽视的研究领域。一些先进的学者对“十七年”的成人文学纷纷作了研究和探析，但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却没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笔者认为“十七年”的儿童学还存在着很大的研究空白，而要研究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就应该先研究这一时期儿童文学发生的缘起。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主张入世之道，“学而优则仕”，积极参与世俗活动并能够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个人的修身养性和人才的培养都被烙上了教化的烙印。“文以载道”的观念深深根植于整个民族的灵魂，并影响着中国的文学创作，彰显着文学的教化功能。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儿童是个弱势群体，他们没有自己的话语权，成人设计并引导着儿童的人生发展历程。古语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种观点认为儿童需要成人的“修理”才能成长为真正的“人”。在成人眼里，儿童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儿童只是“缩小的成人”或是“不完全的小人”。成人把自己的意识不打招呼地灌输给儿童，并倾注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祈盼。这种观念经过千年的积累与沉淀，即使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可能瞬间抹去。在社会制度成功转型的新中国，传统文化观念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学创作。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制度的突然转变给文学发展带来了重大转折。革命的胜利和新政权的成立，都需要与以往不同的文学作品来彰显新的政治意识，来巩固新政权和来之不易的革命果实。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和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注重对少年儿童的培养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
“十七年”文学的独特性在于它上承新中国的成立，下接文化大革命的前夕。1942 年
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
伟大的影响于政治。”1949 年 7 月 2 日至 19 日在北平举行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大会总结了五四以来文艺工作的成绩与经验，确定了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总方针，指出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提出了社会主义时期文艺的新任务”。“在毛泽东的文学主张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一左翼文学的问题，已被极大的简化、直接化：现实政治是文学的目的，而文学则是政治力量为实现其目标必须选择的手段之一。”在总的文艺方针的指导下，“十七年”文学与政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文学从属于政治，只有纳入政治的发展轨道文学才有属于自己的发展空间。在新的政治形势下，作家们也纷纷进入写作转型期。“他们想通过学习、改造，通过熟悉‘新生活’，来把握新的表现对象，掌握新的艺术方法，以创造‘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作品。”在“十七年”时期，许多儿童文学作家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与苦难为伍，颠沛流离，居无定无所的。共和国的建立让他们看见了生活可以如此美好，人生可以如此稳定。由此，他们便从内心发出“感谢我们的时代，它给儿童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应该感谢我们的胜利，只有它，才能照亮我们的前途；只有它，才能给新的儿童文学事业在今后的飞跃发展作着如此深刻的保证”。对新社会的讴歌与赞美，使作家们必须要经历心灵与精神的洗礼，一切从头开始，从新入手。他们渴望去学习新的事物，以成年人的视角去审视少年儿童的行动。少年儿童是祖国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成人把自己美好的愿望以文学的形式传输给广大少年儿童。希望他们能按照成人乃至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成长为爱党爱国、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乃至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理想儿童”。在社会主流意识的感召下，作家们纷纷拿起笔来重新塑造全新的儿童形象。这些广大的儿童形象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他们是属于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是服务于工农兵的，是从属于政治的。“新中国诞生后，现代化国家的建立与发展又成为中国面临的艰巨任务。对新社会的真诚讴歌与对美好共产主义社会的向往之情成为一个时代人们普遍的追求，热情参与政治也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作为施教主体的一部分，成人儿童文学作家义不容辞地接受了这一使命并通过文学创作实践着对他们的教导。”面对儿童读物的奇缺和把儿童培养成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需要，1950 年 4 月，在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大会上，郭沫若曾号召全国儿童作家和儿童工作者，要“多多创作以少年儿童为对象的好的文学艺术作品”，“以培养他们正确的思想和高尚的情操”。1953 年 11 月 2 日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在团中央作的《培养社会主义的新人》的报告中，再次肯定了文学艺术在培养少年儿童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于是，1955 年 9 月 16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共和国成立后儿童读物十分奇缺的现象。提倡在“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基础上， “要求作家们在一定时间之内为少年儿童写一定数量的东西”。同年 11 月 18 日，中国作家协会发出了《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指示》。《指示》中强调：“为了使少年儿童文学真正担负起对年轻一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庄严任务，必须坚决地有计划地改变目前少年儿童文学读物十分缺乏的令人不满的状况，各地分会应该把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问题列入自己经常的工作日程，积极组织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纠正许多作家轻视少年儿童文学的错误思想，组织并扩大少年儿童文学队伍，培养少年儿童文学的新生力量，并加强对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思想指导。”
在时代氛围的推波助澜下，各类少年儿童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各地的少年儿童出版社也纷纷成立，儿童文学世界了呈现出了一片春天的景象。
“作为整个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一部分，解放后的中国儿童文学的首要任务便是学习、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儿童文学领域从理论走向实践，是当时许多作家所采取的创作方式，通过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运动获得写作素材。这样大批为我们所熟知的、全新的少年儿童文学作品涌现在小读者们眼前，“英雄儿童”形象也深深印入了小读者们的脑海。全新的儿童形象也使儿童文学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发展面貌，并迅速解构了以往所塑造的儿童形象，这样就在政治意识层面上达到了儿童形象重塑的效果，响应了国家的号召。如此，作家们才有明确的前进道路和创作方向。就像浩然所说：“我们奋斗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最美好的共产主义，我们需要最优秀的革命接班人。因此，我们应当有更多的闪耀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又有高度艺术性的儿童文学作品。让这些作品迷住孩子们、感动孩子们、永远的影响着孩子们。这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工农兵业余写作者和专业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光荣重担。”
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强国运动。现在许多人说起当年的大跃进运动来，认为那真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迷乱和疯狂，而这次运动的主角不是绅士，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工人与农民。“亩产粮食超万斤、几十万斤、几百万斤的卫星升天了；全民总动员的钢铁大会战（为实现一年内钢铁产量翻一番）打响了；两年超过英国、10 年赶上美国的设想产生了；一个县出一个郭沫若、一年内培养 30 万个郭兰英的文艺大跃进目标提出来了；‘吃饭不要钱’、几亿农民吃食堂的共产主义式生活过上了；一个县 20 多天写出 30 万首诗、6 亿人民成为 6 亿诗人的奇迹发生了。”当时的经典宣传口号是“无煤也炼焦，无焦也炼铁”、“倾家荡产大搞钢铁”、“全省七天实现煤气化，三天实现超声波化”、“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蚂蚁啃骨头，茶壶煮大牛，没有机器也造火车头”等。这股工农业的“大跃进”之风很快就吹到了儿童文学的田野上，儿童文学作家们也按捺不住胸中奔涌的激情，塑造了一批奋战在工农业一线上的儿童形象。他们忙碌愉快的身影，给全国的少年儿童树立了一个为了国家“劳动最光荣”的榜样。
二、苏俄儿童文学的影响
“十七年”儿童小说中的儿童形象之所以发生如此大的转变，二战后苏俄儿童文学的
影响是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苏俄儿童文学旨在育人并且呈现出这样一个特点：“苏联共产党任何时候都要求儿童文学服从、服务于苏联当时的总任务和为儿童文学所做的决议。纵然斯大林已不在世，苏共仍对儿童文学做决议：要求儿童文学按照它所规定的爱国主义、精神道德、美学理想去教育正在成长中的新一代，把青少年培养成具有独立生活和劳动本领、具有建设自己祖国的本领的人。”
十月革命的胜利之火让处于战争状态的中国看到了胜利的光芒，并借鉴了十月革命的经验，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上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建国后的中国和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在文艺发展上拥有共同的发展趋势。两国“都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整个社会朝气蓬勃。这种精神氛围在总体上和儿童积极向上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客观上特别适宜儿童文学的发展。这种精神氛围在苏联十月革命后促成了苏维埃儿童文学的繁荣，在中国 50 年代则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最深厚的基础。”可以说，“中国现代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受到‘苏联模式’影响，也导致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中国作家形成了虔诚的苏联文学情节。”由此，上世纪 50 年代初，中国儿童文学开始走上了移植与重建的道路。一时间大量苏联文学作品被譯介到中国，形成了一股苏联文学热潮。此时，苏联文学在中国文学领域占据了重要位置。针对这种局势，周扬曾指出：“摆在中国人民，特别是文艺工作者面前的任务，就是积极地使苏联文学、艺术、电影更广泛地普及到中国人民中去，而文艺工作者则应当更努力地学习苏联作家的创作经验和艺术技巧。特别是深刻地去研究作为他们创作基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十七年”儿童文学在自身的需要与“向苏联学习” 双轨并行的情况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一时间国内作家自身的创作和对苏联儿童文学的译介，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少年儿童精神上的需要，解决了少年儿童精神饥渴的问题。“翻译和介绍苏联的文艺作品，是当前文艺工作的重大任务之一，也是教育中国人民事业上的工作之一。”上世纪 50 年代大量翻译和介绍了一些十月革命后有影响的作家的作品，如马尔夏克、阿·托尔斯泰、巴若夫、米哈尔科夫等人的童话。“论及外国儿童文学对中国儿童影响之深广， 50——60 年代间是没有第二个国家可与俄罗斯相匹比的。正如陈伯吹所言，中国儿童文学是‘在学习苏联儿童文学的道路上’前进的。”“十七年”儿童文学在理论上也大受苏俄儿童观的影响。国内的儿童文学作家并没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而是全盘接受。正如儿童文学界泰斗陈伯吹在《谈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中所提到的：“儿童文学从属于政治而为政治服务”。
由此，“十七年”儿童文学呈现出纵向与横向的双向发展脉络。纵向是从自身的民族矛盾（外部矛盾和内部矛盾）出发，确立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为总方针。横向上翻译苏俄儿童文学作品和借鉴其创作经验，坚持以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和实现共产主义为宗旨，同时以成人美好的愿望来设计少年儿童成长的历程，渴望“帮助少年儿童树立正确的生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