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开始加速，城郊农村土地被征用的力度随之加大。在政府整体迁移的安置政策主导下，大批失地农民经历了从村落散居到小区聚居，从乡土村民到城市居民的转变历程。“过渡型社区”的生成在这场农民居住条件、生活方式乃至身份发生巨变的历史性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科学合理地规划“过渡型社区”居民生活空间直接关系着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完善、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社会结构的平衡，但在观念和实践上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与不足，有赖于通过社区规划和实践的创新加以完善和优化。
关键词：城乡结合部；“过渡型社区”；空间规划；合理化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09-18（6）
城市社区的形态是一个社会的缩影，有学者归纳了使用社区一词的两类不同语境，分别突出社区的功能性和地域性[1]。处于城乡结合部以大规模农民动迁安置小区为空间载体的“过渡型社区”，则在社区形态上，既区别于传统的农村村落社区，也有别于城市街道社区和现代都市社区，无论是建设规划、功能，还是成员结构和心理，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别。过渡型社区强调的是这类社区的过渡性特征，是中国特色城市化进程中社区变迁的一种过渡阶段，这类社区既包含着城市社区的特点，又顽强地保存着农村社区精神，在这类社区中农民将要完成最初的市民化训练，成为农民的完全市民化的一个缓冲带。由此可见，建设这类社区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当地的失地农民的住房安置问题，本质上是农村城市化不可逆转的关键环节，核心是要促进农民身份的转变，从农民转变为市民，成长为公民。然而随着这类居住社区成员日益复杂，原本就遭遇困难的农民城市化而今还同时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社区认同构建。因此，城乡结合部“过渡型社区”居民生活空间的科学合理规划，直接关乎城市化水平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关系到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基层治理的完善，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结构的平衡起着至关重要的独特作用。
1 城乡结合部“过渡型社区”居民生活空间规划的困境
目前，对社区规划关注比较多的社区类型主要是城市商住社区、新农村社区、国家重大工程中的移民安置社区和重大自然灾害中的灾民安置社区，专门针对处于城乡结合部过渡型社区空间规划的研究相对较少。至于研究的视角，较多则集中于地理学和建筑学等理工学科，从政治学、社会学和管理学这些人文社科的角度探究社会物质空间结构以及人居环境对不同社会群体造成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心理特征、社交网络等各方面影响的研究却相对较少。研究碎片化、理论程式化。理论预见不足、应对不力，必然导致实践的举步维艰。
当前，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过渡型社区在空间规划方面存在的问题已经日渐凸显出来。物质空间的设置应当与包括人们交往方式在内的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相吻合，否则就会产生问题。[2]以往社区空间规划的实践中，总是忽视对转型时期村民或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风俗习惯的关注和协调。同时，由于未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健全的评价指标，社区规划建设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不断凸显，造成财政损失，资源浪费的同时，还影响了居民的生产生活。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1）地理空间安置不合理；（2）居住空间规划不科学；（3）社会空间碎片化；（4）心理空间原子化。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将很大程度上削弱农民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严重阻碍失地农民身份转变、融入城市的进程。本研究以2012年5-8月在苏州工业园区若干过渡型社区的一次问卷调查为基础，问卷发放数量依据社区规模和常住人口确定，调查方式以调查者逐题询问为主。本次问卷调查共打印发放问卷500份，实际收回问卷数量500份，其中有效问卷数量为498份。
1.1 地理空间配置不合理
地理空间，是指居民生活区所处的周边系统环境以及社区的整体规模。周边系统环境，包括学校、菜场、医院、公园、商业街、交通等能满足现代人生活、休闲、娱乐等各种需求的场所安排。“过渡型社区”居民地理空间配置不合理，首先表现为社区整体规模过大，不利于公共资源的分配，同时直接到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调查中认为小区规模适中的居民只占了62.2%。以苏州工业园区L镇LH五区为例，该社区内共建有148幢多层结构的居民楼，占地面积远远超过一般现代都市社区，无论是东西走向还是南北走向，步行都需要耗时近三十分钟。在同等居住人口的承载量上，相对于高层或小高层建筑规划而言，不利于土地资源的节约，而随着城市空间的进一步扩张和商业开发，使得LH社区日益被周边商业住宅小区包围，成为“都市丛林”里的一块“飞地”。另一方面，特大型社区的空间规模也带来了小区内的公共设施无法得到恰当使用和妥善维护，如配置在小区中间地带的体育建设设施的利用率就受到了很大影响。政府在建设该类动迁安置社区时往往考虑要降低成本，因此，通常每个小区只在小区中央地带配备体育健身设施，但由于小区太大，小区内边缘地带的居民健身不方便，从小区西北角的148幢步行至小区中央休闲娱乐区最快也要15分钟。硕大的小区，住着几千户居民，却要共同分享屈指可数的几套健身设施，这使得社区建设评估的达标，未必能达到惠及民众的真实效果。调查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受访居民认为小区体育设施布点合理的仅占28.7%，经常使用的只占了16.1%。
1.2 居住空间规划不科学
居住空间，是指小区内部物理空间的规划设计效果，主要包括楼层、楼高、楼距、车库、绿化、路灯、电子眼、防盗门等硬件因素。“过渡型社区”中居住空间规划不合理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即安全性、整洁性和舒适性。
第一，由于过渡型社区中人员结构复杂，在苏州工业园区这类外来务工人员聚集地区，往往外地租住本地房屋的人口比例占了一半以上，加上各种设施维护和管理缺位，导致小区治安情况复杂化，存在种种安全隐患。比较突出的问题集中在两点。首先，电子眼、防盗门的失灵，小区路灯又常常遭到破坏，因此在监控、防御和保护三重体系都失去技术支持的情况下，偷盗现象较为严重，调查中居民对安保设施的满意比例仅占29%；其次，初期规划时，偌大一个小区，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只在东、北两个方向各开一个门，导致许多地带的居民因出行不便而就近破坏小区围栏的现象遍地开花，带来安全隐患。
第二，“被动城市化”过程中的失地农民，往往难以一下子改变原有的生活习惯，尽管在认知上也了解到相关行为的不妥，但还是有一些人喜欢在公共空间养鸡种地，晒粮食晒衣物。因此，在这类社区中还常常可见好好的草坪被失地农民老太太改造成一个个小菜田，还有在“菜地”里找虫子吃的老母鸡，与周围整齐的绿化相互交错，显得凌乱无序。小区里的长凳上、运动器材上，甚至很多树上，都摆放着各种粮食、衣物和被子，而明确表示反对此类行为的，仅占受访人中的52.9%。种种现象，严重影响了小区的美观整洁，破坏了小区整体景观风貌。
第三，过渡型社区的居民习惯了独门独院，前后通风的庭院家居。而许多地方的动迁安置小区公寓往往为设计在六层以内的多层建筑，这样不用安装电梯，虽然可以节约成本，但是对于那些已经习惯于平房居住的人，或者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来说，上下楼梯很不方便；同时楼间距狭小（受访人中有45.4%的人认为楼宇间距不合理），楼层间距偏低，没有电梯，有些室内南北不通风，门窗窄小，隔音效果差，不利于家居隐私的保护，很难想象居民在这样的新环境中会有良好的心情[3]；其次，由于该类小区建设时，一楼往往设计为每户一间的封闭式车库，初衷是方便住户停自行车或电瓶车，但是却沦为简易出租屋或老人自住，使得车库小店、车库住人的现象屡见不鲜、屡禁不止，调查中受访人明确反对车库住人或出租的仅占35.5%。车库住人现象，往往影响小区水电等资源的正常使用，可能引发火灾，给生命和财产安全带来隐患，对小区的安全管理增加难度；而社区中的许多原失地农民比较节省的生活习惯，使他们往往堆积许多陈年旧物，不舍得扔掉，堆放在楼道里，一旦发生灾害，将会影响人员的及时转移。
1.3 社会空间碎片化
所谓社会空间，主要是指居住区内部阶层之间、邻里之间、身份之间的关系网络及互动。根据我们的调查，像苏州工业园区L镇LH社区这样的“过渡型社区”，大多数情况是：一半成员是本地的失地农民，另一半则包括其他各种社会阶层，如外来务工人员、当地无业游民、附近高校的求学者、初入职场的城市白领、蓝领等等。“半熟人社区”的生成，由此造成该类社区的社会资本和人际信任度的相对下降，进而带来两方面的主要矛盾。
第一，本地人口之间及其与外来人口居民之间社交空间的碎片化。首先，由于原来自然村落的社区共同体被城市化所打破，动迁入新社区的本地居民，也仅有原来的1/3还是来自于同一村组，地理结构空间的改变，同时也改变了邻里之间的关系。传统农村社区“熟人社会”的差序格局完全被打破，原来的组织结构称为张家村、李家村，变成了现在的甲单元、乙单元，很多过去的熟人关系被打乱，取而代之的是401与402的陌生人。有研究表明，社会要素远超出场地局限成为制约邻里交往的瓶颈，社会距离的阻碍作用远大于空间距离[4]。楼道的占用，水电表的使用，以及各种装修问题使邻里关系变得微妙起来。其次，在本地人看来，外来人口都是陌生人，正是他们的到来使小区犯罪率不断上升，带来盗窃、抢劫、传销、敲诈勒索以及赌毒等治安问题；而对于外来人口而言，本地人对待他们总带有种种偏见，甚至歧视，很多事情在不能以身作则的同时，把小区混乱的现状全推给了他们，却忘记也是这些外来打工者建设了新兴的城市新空间。除此之外，由于人口的急剧膨胀，有限的资源难以满足如此多的需求，各种竞争必然日趋激烈，这也更加深了双方的隔阂。
第二，居民与管理者之间关系的矛盾。在一个居住区中，必然存在着不同身份的人员，管理者、居住者、服务者等等。管理者和服务者是否专业，直接影响着他们与居住者的和谐关系；同时，居住者能否配合管理、积极参与社区建设也成为影响整个小区的长久发展的主要问题。受访人中，仅有25%的人明确表示遇到问题会寻求社区居委会或社区干部的帮助。究其原因，我们发现，从一开始，很多居民就是被动搬迁，拆迁过程中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等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完全很好的解决，使得他们对社区的管理者很容易就失去情感上的信任，再加上日常生活中往往会遇到求助无门或踢皮球的现象，使得社区居委会作为社区连结纽带和居民之间凝聚剂的功能更加弱化；其次，在管理中还常常暴露各种漏洞和弊端。比如前面说的社区安全问题，除了小区硬件设施的差强人意之外，小区保安专业化水平的欠缺也难以让小区居民产生信赖感和安全感，有居民表示：“小区里的保安都没用的，报警也不管报，连个老太婆都不如，他们就是混饭吃。”事实上，很多保安也是失地农民，年过半百，被安置了保安的工作，又缺乏必要的专业培训。这些人不仅不会熟练操作监控仪器等现代安保技术，而且一遇到任何危险，也无能为力；其三，对于深具中国传统小农意识的失地农民来说，早就有各扫门前雪的陋习，这对于本来就习惯了自给自足的农民而言，难以接受现在的小区还要交物业费，如果打扫卫生的阿姨再偷偷懒，维修工师傅经常拖三拉四或者干脆不闻不问的话，物业费的收取则就更是难以为继，进而引发居民认为物业只会收钱的抱怨。
1.4 心理空间原子化
不同形态居住区的地理空间、居住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总和直接影响着社区中每个个体的心理空间，而个体心理空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最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区心理空间。心理空间就是对小区的整体感受和认知，包括安全感、认同感和归属感，心理空间是社区生命的精髓。而任何一个居住区中居民的安全感通常来自于对周围邻里和周边环境的熟悉程度和信赖程度。然而城乡结合部过渡型社区的生成，改变了传统村落社区的熟人关系，许多陌生外来人口悄无声息地搬到自家对门，加上各种资源占用的矛盾，别说安全感，很多时候，只要能各自相安无事就算不错。基于我们的调查，发现：首先，无论是本地居民还是外来租户，都具有一定的社区参与意识和社区参与欲望，近4成的人对小区事务感兴趣，七成左右的人乐于为公共事务付出时间和金钱；与此同时，该类社区也存在着诸如严重缺乏表达沟通的正常渠道的问题，绝大多数人在行为上却又都很少参加社区活动、群体组织。城乡结合部过渡型社区与过去的村落社区相比，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就在于生产场域与生活场域的分离。然而，既往的研究表明，除非居民积极活跃地投入到社区活动中，否则，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强烈的认同感、归属感。实际上，这类小区中，由于打破了过去的熟人纽带，再加上各家各户装修好的单元房进出不如过去自如，居民之间的交流已经大不如前，邻里之间的交往逐渐减少。如果社区中的基层组织再不发挥其作用，鼓励、组织各种活动和团体的话，这种建立在在长期互动中形成的责任意识，以及安全感和认同感基础上的共同体意识恐怕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了。
2 “过渡型社区”居民生活空间规划困境的影响因素
造成“过渡型社区”不同层次空间出现多种问题的原因有诸多方面，除了现代化带来不可避免的快速城市化和人口集聚化的客观因素之外，各方的主观因素同样起到明显的影响。为了分析更具有针对性，本文对由拆迁引起的历史性问题对过渡型社区构建和转型的影响暂时不做讨论，在此主要从观念和实践等方面归纳出以下几方面原因：
2.1 观念上的盲从
首先在观念上，构建城乡结合部动迁安置社区的时候，设计者往往简单照搬城市商住小区的构建模式，忽视了城市商住小区本身的构建也在不断完善中，也存在各种问题和不足。另外，管理者更是盲目遵循政策要求，没有形成尊重失地农民生活习惯与引导居民融入城市生活并举的意识，小区规划与社区居民的生活需求脱节。很多失地农民，尽管有经济补偿，内心还是倾向于过去的生活方式，草坪种菜和晾晒衣物这样的行为，屡禁不止，体现的是城市社区建设中所要求的“卫生、整洁”与过渡型社区居民生活习惯的惯性相互冲突，反而使得社区环境卫生管理的一系列要求和标准形同虚设，无形中也损害了社区管理规范的权威性。
实际上，类似于农民自给自足的种菜习惯与小区整洁之间的矛盾，是否有另一种解决思路的可能？如果在城乡结合部的过渡型社区中，通过统一规划开垦部分空地供失地农民，自愿承包种菜，每年收取租金的形式，那么既能方便管理，保证小区的整洁美观，又能保留农村乡土气息，尊重农民意愿，经过妥善的操作，想必能得到广大社区居民的支持。实际上，我们的调研发现，有一些社区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苏州新区的某一社区，就实行了将小区绿地承包给住户种植观赏植物、收益分成的尝试，效果良好，既赢得了小区的整洁美观，也为住户提供了获取经济收益的机会。
2.2 建设中的粗糙
建设过程中的粗糙施工也是导致新建居住社区中居民对生活环境不满的重要原因。建设一个现代居住社区与传统村落的自发形成不同，是在政府的调控和组织下，进行的有理性、有步骤的规划，是“规划的变迁”。过去是先有人，后有房子和村社，而今先建造房子，后搬进住户。在这一社区变迁的过程中人类理性得到很大程度的彰显。然而，如果其中缺少了对人性的需求的关照，那么很可能遭遇计划的失败。以小区中的体育设施为例，为了给予小区居民更好的休闲健身条件，城乡结合部的动迁安置社区往往也像城市小区一样基本都配备了运动器材和简易的儿童游乐器材。然而，在施工过程中，往往没有考虑到城郊居住区的规模。因此，硕大一个居住区，只有中心一块地方有运动器材，导致住在靠外围的居民要走很多路才能走到活动场所。这样就导致原本是出于好意的理性设计，因为没有考虑周全，反而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而解决的方法其实也很简单，在大型居住区内，安排运动器材位置的时候可以考虑采用分散布点的方式，把原本安排在同一个地点的多种运动器材，改为分散到辐射影响圈大小合适的中心点上，每个点上只需要安排两到三个小型运动器材就行了。这样的话，既方便了社区群众，也不会过分提高成本。
2.3 管理上的混乱
小区的硬件建设只是营造家的感觉的前提和基础，而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培育更需要依赖小区管理水平的提高。前文已经提及的大多数安全隐患和问题矛盾，追根究底都是错位、缺位和越位管理造成的结果。有一个问题是城市乡村社区都经常面临的棘手问题，那就是小区路道被占用，搭大棚办白事的问题。管理上的缺位、失察，让这个问题长期悬置得不到妥善处理，却依赖管理的错位，一味试图通过堵、通过禁来解决，然而事实证明是事倍功半。如果在管理上改变策略，回归人性需求，那么这个问题的处理似乎也不全然无解。如有些社区就专辟社区中的某个公共场所或者活动室，给居民提供办理相关事务的方便，仅仅收取象征性的费用，就不失为一个简便易行的办法，有效减少了经常性的违章搭建行为。
再比如，很多时候小区里的草坪会被践踏成小路，一到下雨天泥泞难行，风和日丽的晴天也成为小区中扎眼的“亮点”。管理者要么视而不见，或者好一点的，重新铺上草坪，但是没过多久又陷入“泥潭困境”，要解决起来也可考虑顺势铺路或在相关地段铺设镂空路砖等方式来解决。
3 “过渡型社区”居民生活空间合理规划的再思考
首先，坚持“以人为本，合作共治”是构建和谐幸福的“过渡型社区”最基本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空间层次必须遵循相应的基本原则和规范。
3.1 地理空间：借鉴城市经验
人类社会的行动集并不会因为所处的空间不同（农村邻里空间—城市邻里空间）而减少，都市生活带来的可能不是互动总量、关系总量的下降，而是互动结构与关系结构的变化[5]。过渡型社区最根本的任务在于实现农民身份认同的转变，因此，从根本上转变农民的小农观念，从“大城市里的乡下人”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人，对于构建真正有归属感和认同感的社区共同体，具有基础性战略意义。比较有效的改变途径，是为农民的生活环境营造一定的消费氛围和服务氛围。具体说来，消费氛围的营造就是在“过渡型社区”周围建造一定规模的商业街或商业中心；在大型社区中，或者在几个中小型社区附近设置廉价菜市场和平价超市。同样道理，服务氛围就是在大型社区中设置一个社区医院、社区学校，或者几个中小型社区共享一个社区联合医院、社区联合学校。在过渡型社区构建的过程中以城市经验为雏形是必然的。但是城市经验不是绝对的、万能的，即使是过渡型社区也应该保留有自己的特色。
3.2 居住空间：尊重田园传统
失地农民是过渡型社区的主体，他们对社区的整体感受对小区的发展具有独特意义。重塑城乡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不是简单的让城市吞噬农村，更不意味着“乡土”的终结。相反，尊重和积极引导农村特有的景观和习俗及其转化，不仅是维系乡土本色的需要，更是城市反思现代化的解药。尊重田园传统的本质是生态治理，正如前面已经提及的，要做到这一点，最为根本的是要从观念上作出改变，管理方式上注重技巧，管理手段上引入现代技术等。
3.3 社会空间：构建多元网络
空间在被社会关系所生产的同时也生产社会关系。[6]过渡型社区中本地居民存在市民化困境，外来人口存在社区融入难题，两类居民并不是天然隔离的，而是共存于过渡型社区这一独特的空间形态之下，日常生活存在众多交集，发生着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联系，双方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又产生众多的摩擦。过渡型社区因其内部结构的复杂性，必须同时处理好流动人口融入和失地农民市民化两大问题，过渡型社区治理的目标就是要通过善治使得社区本身如同一个“容器”一样能够包容这两大不同类型的存在，只有两类群体融为一体，过渡型社区的治理才能成功。所谓“容器”效应是指过渡型社区因其内部结构的复杂性，必须同时处理好流动人口融入和失地农民市民化两大问题，作为“容器”的过渡型社区核心要素是信任、合作、互惠，过渡型社区的有效管理有赖于流动人口和失地农民两类群体在持续的互动过程中经过重复的博弈而建立的合作与互惠的多元网络。
构建社会空间的多元治理网络，就是以建设包容性的新型城市社区为中心，以农民市民化和外来人口本地化为抓手，以镇政府服务、居委会自治、社会资本发育为支柱的多元共治的网络化治理模式，其中在制度和政策上落实常住人口的参与管理是最为基础的政策调整。只有这样，才能将过渡型社区的建设与治理真正成为全体社区居民（包括外来人口）的全体责任，促进社区空间一体化和社区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和强化。
3.4 心理空间：积累社会资本
社区的硬件建设只是营造家的感觉的前提和基础，而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培育更需要依赖社区管理水平的提高。生活空间的变化，最终会影响到整个生活方式的转变。许多农民失去土地，被迫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然而对巨大的环境差异不可能立即适应，因此内心缺乏认同感和安全感。这就对小区的管理带来了巨大考验。从前面的调查数据来看，居民并不缺乏关注公共事务，维护公共利益的意识和热情，但是缺乏沟通渠道和组织。这就是过渡型社区积累社会资本最基本的前提。因此，探索如何构建一个有利于促进社区居民互动交往的空间形态和制度平台，拓宽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和事务的渠道，培育多样化的社区居民社会组织，促进社区网络社会资本结构的形成和人际信任度的提升，从而拉近人们的心理空间距离，从真正意义上提高人们的社区归属感和共同体意识，是值得社区的建设者和管理者加以重视和关注的最为核心的问题所在。
4 结语
城市化浪潮中的“过渡型社区”不是自发生成的，而是地方政府积极推动的结果。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变迁，使得“过渡型社区”的生成与演变，带上了强烈的人为规划的色彩。在这种“规划的变迁”[7]图景之下，失去土地的原住民和原先也几乎都是农民的外来流动人口，各种异质型群体共居于“过渡型社区”这一特定的空间场域之中，共同经历着错综复杂的转向城市新市民的历史进程。社区空间和交往空间的转换，“国家的视角”[8]与“农民的道义经济学”[9]的相互碰撞和对话，也给主导着这一进程的政府和社区的管理者们带来了新的挑战与问题。因此，他们的情感、他们的认知，他们的融合、他们的理解，对于决策者来说，必须协同考虑，共同解决，而这一切工作的基础正是全方位打造科学合理的居民生活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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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凌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