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我国高等教育正在从精英教育阶段向大众化教育阶段转型，逐渐走向大众化。而学生的入学观念、升学动机、入学机会，乃至生源结构、高考选拔标准，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为适应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客观趋势，改革高考招生制度势在必行。对这一问题展开探索与思考。
[关 键 词] 普及化;高考招生制度;改革
[中图分类号] G632.47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19）06-0158-02
197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有1.55%。随着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1998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上升到9.76%，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2017年进一步达到45.7%。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这一比例还要更高（2017年，浙江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8.2%）。目前我国在校大学生人数已经高居世界第一，预见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50%。日渐大众化的高等教育，正在助力中国实现教育现代化，走向世界教育大国。
高考招生制度也必须顺应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历史趋势，积极改革。
一、高等教育普及化与高考招生制度
高考，即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格的高中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历的考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普通高校根据考生成绩，按照已经确定的招生计划，全面衡量考生的德、智、体各方面素质，最后择优录取考生。
我国教育制度以义务教育为基础，以高等教育为顶端，而高考则是高等教育的门槛。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高考制度便一直处于渐进式改革之中：1983年，外语纳入高考科目;1985年，上海率先获得自主命题权;2000年，全国开始实施“统一高考，分省命题”;2001年，取消了高考报名年龄不得超过25岁与未婚的限制，并允许中职学校毕业生参加高考;2014年，全国16个省市实行高考分省命题;1977—2017年的四十年来，高考在考试科目设置、高考政策及招生录取政策、高校自主招生方面都进行了重大改革，同时引入了高考网上报名、网上评卷、网上录取等信息化手段，逐步实现了高考招生制度的现代化，推动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从世界范围来看，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并不长，直至二战之后发达国家才迎来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时代。1973年，美国著名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博士提出“高等教育大众化三阶段”，指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15%时属于精英教育阶段，毛入学率处于15%～50%区间时属于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超过50%时属于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马丁·特罗博士进一步指出，随着高等教育从少数精英走向普罗大众，高等教育自身的功能、教学内容和课程也必须有所转变：
在精英教育阶段，高等教育旨在为国家培养优秀学术专家与高素质的政治精英，把学生塑造成政府与学术专业的未来核心骨干;高校课程高度专业化，教学形式以教师单向灌输为主;院校规模大约在2000～3000人，形成一个封闭的學术型小社会（俗称“象牙塔”）。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政府与学术专业垄断大学毕业生的局面被打破，高等教育需要为企业培养大量技术与经济管理的精英，向市场源源不断地输出接受过职业训练的应用型人才，技术人才的价值逐渐超过学术精英与政府官员;而高校课程也倾向于模块化，教学形式以教师讲演为主，师生讨论为辅;院校规模大约在30000～40000人，形成大学城。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将融合进终身教育的一部分，旨在提高工业社会全体公民的知识文化水平，变工业社会为学习型社会、研究型社会，而高校课程与人们生活、工作之间的界限也将逐渐消失;教学形式则完全突破课堂教学的限制，而依赖于微课、慕课、网络、虚拟现实和其他信息技术，学生成为教学的主体，进行自主探究式学习，教师则起引导作用;院校规模也不再具有实际意义，任何渴望高等教育的公民都可以成为网上大学的一位学员，而且，他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意选择学习方式接受高等教育，并自主选择学习内容。
2017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45.7%，在2020年前后，我们就将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而高考制度也必须主动改革转型，努力适应高等教育普及化。
二、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高考制度面临的新变化
（一）学生入学观念上的变化
在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只有极少数天赋极高、记忆力惊人的学生可以考上大学，由于国家包分配（而且分配的都是铁饭碗～金饭碗），所以实际上这些学生享有一定的特权（1980年代社会上称大学生为“天之骄子”）;随着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及国家取消大学生包分配，上大学逐渐成为大部分青年学生可以享有的平等权利;现代社会知识老化的速度正在不断加快，一个人如果不能在5年内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就可能被市场竞争淘汰——随着越来越多的国民认识到终身学习的重要性，高等教育也将在大众化阶段成为公民的一种自觉义务。随着学生入学观念的变化，学生的学习热情、学习效果也会发生明显变化。
（二）学生升学动机上的变化
在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高考是改变学生命运的唯一一次机会，全国高中生无不具有强烈的升学动机（在农村子弟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渴望通过高考跻身教授、技术专家、国家干部的行列（甚至公费出国留学），摆脱父辈终身重体力劳动、终身低收入的命运;在高考教育普及化阶段，封闭型一元化社会已经被打破，学生改变命运的机会越来越多，不再局限于“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新一代学生的入学动机也呈现出多样化：他们渴望找到高薪工作、或自主创业（成为新的马云）、或当“海归”、或学习新的知识与新的技能等。而普通高校的选择标准、课程设置也要适应学生的升学动机进行动态调整。
（三）生源结构上的变化
在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生源结构局限于25岁以下、未婚的高中毕业生;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生源结构变得更加多样化：年龄超过25岁的成人学生（2013年湖南中医药大学录取42岁的崔胜强、2014年天津交通职业学院录取40岁的王彥民），网络生、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生、进修生、港澳台学生以及留学生都加入了传统学生的大军。让这些年龄、学历、素质、背景更不相同的学生面对同一张高考试卷，显然是有违客观教育规律的，因此，高考制度也应努力适应多样化的生源结构。
（四）选拔标准上的变化
在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高考选拔标准极高，且唯分数论，以学生的高考成绩为主要标准;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高考选拔标准变得人性化，以学生个人意愿作为主要标准，且高校必须适应市场经济，为社会培养多元化的应用型人才。因此，统一的入学标准已经不再适宜，而必须尝试差异化、多样化的选拔标准。
（五）入学机会上的变化
在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由于招生条件及高考难度的限制，家庭收入较高、家长学历较高、家庭学习氛围浓厚的学生更有机会考上大学;由于农村中“重男轻女”观念严重，因而男生较女生更有机会考上大学。随着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性别、年龄、家庭收入不再构成限制，入学机会日趋平等化。
三、思考普及化阶段高考招生制度如何改革
（一）适当控制招生数量
2017年，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已经超过3700万，数量已经接近饱和。全国高校教育资源日趋紧张（从学生宿舍到教室，都已告急，许多学生只好去校外居住），教学条件相对不足，师生比例失调（有的大班，一个教师要对上百个学生授课），新进师资缺乏教学经验，教学质量已经徘徊多年（在个别院校，甚至出现了下降，如某大学将18名本科生转为专科生）。因此，高考招生不能再盲目扩大规模，必须适当控制招生数量。适当控制招生数量，不仅不会伤害高等教育普及化，反而会促进高等教育普及化更好地发展。
（二）探索调整高考内容
今天，学生的高考成本已经上升到令人咋舌的程度（1977年参加高考，只需花几分钱买一本复习资料死记硬背;2017年参加高考，需要购买一千多元的辅导书以及数万元的补课费、营养费）;而大学生毕业后难以找到工作，陷入“毕业即失业”的窘境已经是公开的秘密;高等教育“性价比”出現倒挂，已经让许多学生放弃高考，转而选择留学国外或自谋出路（从2008年开始，高考报名人数出现下降，2010年高考弃考人数约100万，2014年突破100万，且仍在以每年约10万人的速度增加）;今日中国经济早已实现多元化，民营经济与外资经济占据GDP的三分之二，高校教育却依旧实行封闭式教育，着重为高校培养学术研究型人才（未来的本校教授），无法与民营企业就业岗位实现无缝对接（而国家实际上难以扩大高校教师编制）;全面发展学生综合素质沦为空谈。因此，我们必须适应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的现实，根据市场经济与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需要，探索调整高考内容。首先必须将学生的领导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想象力与创造力纳入高考范围。其次，还应当考核学生的身体素质、音乐、艺术才能。最后，今天是一个技术化的时代，应考虑将通用技术、应用技术、信息技术也纳入高考科目。
（三）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
在民国时代，高校拥有很高的招生自主权，可以自主选拔一些偏才（钱锺书、吴晗、臧克家、朱自清数学考过零分，周恩来日语不及格，华罗庚只有初中学历仍被熊庆来教授请到清华任教）。而今天我国各高校虽各有特色与自身发展规律，却无法自主招生，以致高校无法实现多元化、个性化发展。因此，必须逐步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让各高校可以根据不同的招生标准选拔适宜的人才。
总之，40年来，我国高考招生制度不断发展，取得实现了令世界为之瞩目的成绩，但也积累下许多问题与缺陷。我们应当大胆改革，进一步完善高考招生制度，以适应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新时代。
参考文献：
[1]夏彤.对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认识与思考[J].学校管理， 2015（1）：26-27.
[2]朱文琪，周菡.普及化进程中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探索与思考[J].教育与考试，2017（2）：20-25.
◎编辑 马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