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坚持六个“为什么”，这是历史的选择。它既体现了历史选择的必然性，也展现着每个选择主体在历史选择中的角色与责任。这种角色与责任以一定的人生意义为观照，以一定的人生价值为支撑，既体现着历史选择中的信念建设，也渗透着历史选择中逻辑理性的价值。理论的阐述是一个信念建设的过程，这个过程理应得到理性工具的支撑，极其富有理性精神的哲学社会科学要以自己的方式为实践服务。
[关键词]历史选择；信念建设；逻辑理性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3）02004006
中国共产党曾提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密切相关的六个“为什么”。这六个“为什么”包括：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而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为什么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为什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为什么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能搞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为什么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而不能走回头路？回首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对比当前世界现状，答案只有一个：这是历史的选择，渗透着历史选择中逻辑理性的价值。
一、历史选择中的角色与责任问题
（一）历史选择的必然性
历史选择，归根到底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大众的选择。一切个人的选择、阶级的选择、民族的选择，都必须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显现自己的地位与价值，并通过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实践来予以肯定或否定。只有那些合乎历史的潮流、合乎历史的规律、推动历史前进的选择，才可能在历史的实践中得到长久的证实与肯定。近现代以来的百多年沧桑，让中国人民历史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1]（P5），并在社会历史的实践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继续发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果我们能在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理解、认可、坚持新时代、新形势下的新的历史选择，将六个“为什么”积淀于自身，内化为自己的信念导向与文化精神，我们每个人就可以在这种“外铄”与“内省”的自觉统一中，扮演好自己的特定“社会角色”，履行好自己的“社会责任”，并以此形成一种“使命感”与“责任感”。
纵观中国近现代史，我们百年来的历史选择，是“一部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历史”[2]的选择，这种“奋斗”是封闭必然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的被迫选择。但它仍然是一种自觉的选择，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和政治主张争论和较量后人民大众在先进思想指导下、先进政党领导下的自觉选择，是选择过程中的理性选择，从而使我们今天仍然能够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扮演好这个选择集合体中每个人的社会角色，履行好每个人的社会责任。
（二）历史选择中的角色与责任
邓小平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3]（P63）中国革命的实践、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实践以及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实践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自己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角色，本是一个艺术类范畴，一旦将其用于人类社会生活，就成为与人的社会地位相联系并按规范执行的行为模式。社会学将其定义为社会地位的行动和动态表现；社会心理学将其定义为交往活动中一系列具有一定模式的学习而得来的行动。这些均表明了人作为一种社会角色，在社会交往中的人际关系。
责任则指分内应做的事。任何一个人，都具有一定的社会角色，它是与人的社会地位相联系并按规范执行的行为模式，表明了人作为一种社会角色，在社会交往中的人际关系；任何一个社会角色，都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并按照社会对这个角色所期待的行为来规范自己。一定的社会角色总是以一定的社会身份为基础的，它既是社会身份的行为规范，也是社会身份的客观反映。只有具有了一定的社会角色，人才能作为“社会成员”与他人交往。因此，将社会角色与社会责任紧密联系起来的，就是对“社会角色”的认识与理解和对“社会责任”的承诺与践行，即自我期望和社会期望。从黄帝带领百姓“披山通道，未尝宁居”，到大禹治水“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从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周游列国宣传仁政，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到诸子百家争鸣不已，“思以其道易天下”；从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正是这种自我期望和社会期望的期盼，将统一的社会角色与社会责任融入了社会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历史进程中。
苏格拉底提出过三条著名的伦理道德命题，即“知识即道德”、“守法即正义”、“自制是道德的基础”。冯友兰说过：“克己，就是战胜自己。”[4]（P287）这些论断说明，自制与战胜自己是多么的重要，同时也是多么的艰难。人唯有自制和战胜自己，才能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履行好自己的社会责任，才能逻辑在先地进行自我信念建设、文化精神建设。人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氛围中生活的，其所具有的理想与抱负，都是以一定的人生意义为观照，以一定的人生价值为支撑的。在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如果离开了信念建设与信念教育、文化建设与文化教育，历史地选择并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会变得空来空去了。
二、历史选择中的信念建设
信念的问题实质是信仰的问题。梁启超曾说：“信仰是神圣，信仰在一个人为，一个人的元气，在一个社会为一个社会的元气。”他认为，当时中国社会最大的病根就是没有信仰，因而改革“最要紧的是确立信仰”[5]（P273）。
历史在发展中变化，我们的时代早已不是梁启超所处的那个时代，但就社会运行结构发生急剧变革这一点而言，却有着一定的共同之处。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如何在理解、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基础上，自觉地将这种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中，转化为师生的自觉追求，仍然是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作为高校从事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和科研的教师，“如何在教书育人中用正确的政治方向、良好的品德、学识和作风，更好地引导和带动大学生健康成长”2011年9月13日中央党校开办的（六部委）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讨论课主题。，尤为如此。它已不仅仅是一个“民间问题”，不仅仅是理论或学术问题，不仅仅是个人精神自由选择的问题，而是一个牵涉到整个社会、整个民族、整个国家走什么道路的大问题。
认同、信仰的问题是一个价值和价值观念的问题，但又不是一般的价值观念问题，而是统摄整个价值观念的核心问题，因而也是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集中体现。信仰的形态千姿百态，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大基本类型：个人人生信仰和社会理想信仰。
所谓个人人生信仰，“是指个体对自己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生活的前途和命运、人生的状态和归宿等等的超越性的把握和持有”[6]（P112）。人的本质虽然是“社会”的，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人却是以活生生的个体的形式而现实地存在和生活着的。因此，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特殊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精神文化环境，它们决定着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人生价值理想，从而使得不同的个人会给予生活以不同的意义。尽管古往今来哲学家们关于“人是什么”的回答林林总总，关于“人”的定义不一而足，但自从“人猿相揖别”之后，人就生活在意义世界之中，需要时刻追问和关怀自己生活的意义。每一个精神健全的人，都必须对自己的存在和生活进行意义的设定，并进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在自己的人生旅程中“直觉”、“肯定”或“修正”这种意义，并以此给自己的行为提供精神动力。这种对人生意义的“直觉”、“肯定”或“修正”不是别的，正是个人人生信仰。它决定着个人的人生使命感和人生责任感，即在某种意义下，如何将个人所信仰的人生目的具体化和切实化。做人有了做人的使命，人生就有目的、意义和价值。没有具体的、切实的、非执行不可的使命，而高谈人生目的，就显空洞不着边际了[7]（P81）。对于个人来说，人生目的与具体的现实生活及个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就形成这个人的具体的“使命”。它是具有一定实际内容的具体的范畴，使得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在个人人生信仰的支配下，具体履行自己的使命，并以一种对自己来说难以随随便便就拒绝的“使命感”，履行与此相适应的“责任感”。如果说“使命感”是个人人生信仰的具体化、切实化，那么“责任感”则是这种“使命感”的具体化、切实化。
从“信仰”层面到“使命”层面再到“责任”层面的个人人生信仰，充分展现着个人人生信仰对个人的真实可感的价值意义。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了个人人生信仰，就会对无论什么事情都丧失一种责任感。
所谓社会理想信仰，“是指特定民族或社会民众对特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及发展目标之理想的把握和持有”[6]（P114）。如果说，个人人生信仰着眼于个人对自己的前途、命运的把握，社会理想信仰则意味着特定民族或社会民众对自身所处的社会发展前景的向往、追求和努力。它着眼于“社会民众”，而非具体的个人。社会理想信仰源自于个体，但能够成为社会理想信仰，其本质就在于它是“社会”的信仰。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社会理想信仰都是由特定的个人或群体建构和提出的，它必须首先被社会中的个人所信仰才有可能成为整个社会的信仰。这种个人或群体的体验发展成为思想、文化、思维方法，是一个归纳的过程，其最新的例证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几代领导人所建构，进而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中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但是，这种源于人民大众心声的信仰被人民大众认同后，这种被社会“认同”了并历史地选择了的信仰也就不能再简单地归结为某个个人或群体的信仰了。
正是由于信念的问题实质是信仰的问题，是对某种信念的信仰，在当今世界风云变幻的现实选择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就是一种科学的理性的信念。它熔铸在对六个“为什么”的坚定不移的理性判定中，在当前尤其需要保持一种从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的理解出发的清醒的理性态度。“必须认识，任何一种体现历史进步的伟大事业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宏伟的事业更是如此。出现一些挫折和困难毫不足怪，需要的是冷静地分析造成挫折和困难的真正原因，对于眼前发生的事实作出合乎理性的判断。”[8]（P326）因为“建立在单纯的情感之上的信念是脆弱的，只有建立在科学理性之上的信念才能是坚定的”[8]（P326）。这种信念的确立和巩固，既要求将之建立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即建立在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又要求正确地理解和解决理论和实践、理想和现实的矛盾。
三、信念建设中的逻辑理性
应该说，“理性”是一个难以准确定义的概念，只是由于它是人们现实生活中时时提及的一个概念，所以按照家族类似的概括方法，我们尝试给它作出这样一个词语解释：“理性是指人们内在的一种普遍约束性，是面对一种事物时回溯思考的求真、求善的论证过程及集体思维的结果。它是人类具备的一种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反映了人类能够认识事物本身规律和必然性的一种智慧。”[9]这种智慧是理念与方法的统一。因为理性的能力不仅是认识论问题，同时还是一个如何寻找方法或手段的方法论问题。理念只有同技术手段或方法结合在一起才是现实的。
理性会在不同的生活领域，以不同的形式在所有文化范围内出现。在理解、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它以逻辑理性、实践理性和价值理性三种形式出现。
（一）逻辑理性
所谓逻辑理性，是指追问以及追求推理论证的逻辑性或推理论证在逻辑上的合理性，它相对于一般经验认识更具有稳定性和确定性。所以，为了尽可能保证推理论证的确定性和一致性，逻辑理性就具有一般方法论的意义，它既可以为正确思维提供基本的思维框架和模式，具有建构性功能；也可以为有效的分析、评价、论证提供公正的平台，具有批判性的功能批判性是批判性思维的主要功能，它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一个中性词。批判性思维是以逻辑学的原理和运用为学理基础的，同时又与心理学、伦理学、哲学等学科广泛交叉融合，属一门广义的逻辑学和以思维问题为核心的交叉思维科学方法论，是以批判精神为基础的对思维对象所包含的判断和论证进行解释、分析、评估、推理、说明和自我规范的综合认知能力。批判性思维所蕴涵的精神有怀疑的素质与意识、问题意识、批判的精神、平等交流的精神、理性分析与探索的精神、宽容的精神、评价的精神、创新的精神等。参见张晓芒：《批判性思维及其精神》，《重庆工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批判性的目的在于逻辑地分析、评价之后的更合理的创新、建构。因此，逻辑理性体现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就有了重要的作用：逻辑理性作为最基本的方法论观念基础，也为理论的表达提供了基本的知识表达形式的观念支撑。它要求以具有超越个体经验的稳定结构形式，使理论的价值追求与事实认识有了内在的连接，从而以逻辑思维的强约束保证了理论的可论证性和指导性。
（二）实践理性
所谓实践理性，是指“人类关于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应如何’和人‘应当怎么做’问题的观念掌握，是主体对未来实践活动的过程和结果做出的超前反映或观念预演”[10]。实践理性既表明人具有从事各种行为的心理因素和实现愿望的能力，也表明存在着评价人的行为正当与否的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公众意识，以公意的形式体现在现实生活中。首先，理想社会的建设是实践理性的体现，因为人的实践活动是有目的的，人们在行为过程中往往是先决定行为的目标，然后选择最恰当的工具或方法去完成目标。尽管人类生活的目标会因人而异，但构建一种公平、正义、和谐、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的社会秩序则应被认为是最具一般性的目标。为达致这一目标，人类能够为自己立法，并遵守自己所立之法。公平、正义、和谐、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的意识与目标实现，是一个历史的实践过程。其次，实践理性增强了人类为了实现一定的社会目标而通过制度建设进行自我约束的能力。例如，在理解、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各种可能的争论涉及的就是现实生活中如何评价一种理论、行为的实践理性问题。
（三）价值理性
所谓价值理性，是指思考、追问以及追求思想或行为自身的价值正当性或价值上的合理性。价值理性包含三层意思：思想或行为满足某种正当利益要求；思想或行为自身与某种正当价值取向一致；思想或行为自身就是正当的[11]（P51）。
“人所面对的世界是一个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的统一，在人类‘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易·贲卦》）过程中，所形成的是事实判断，它所具有的逻辑特征只是‘有断定’和‘有真假’，体现了人们对事实世界的认识；而在人类‘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同上）的过程中，总要伴随着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或情绪，总要反映出一定的心理状态，以对自己所处的‘实践世界’的价值知识，形成价值判断，它所具有的特征则是‘意义’，体现了估价意识（思维主体）和被估价对象（思维对象）之间的关系，而这种‘意义’取决于思维主体的意志和感情。在人类文明史上，价值世界高于事实世界，使以价值观念为根据的价值知识高于事实知识。这是因为，作为价值判断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价值准则，是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是‘集体思维’的结果”[12]（P32），其体现就是对于规约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的公平、正义、和谐、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的各种规范。因此在其整个规约过程中，价值理性引导人们按照各种价值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客观世界，使人们的行为以这些价值为标准来行事。
由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中，如何判定其是否具有价值理性，就可以根据逻辑理性的内在一致性的原则，用结果来回溯并检验规则，考察结果与制度建设的意图、目的或价值取向之间是否保持一致，以此追问制度建设是否具有合理性或正当性，并以其是否体现了广大人民的意志，判定其是否更容易为广大人民所接受、支持和拥护，为合理有效的制度建设提供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人民意识。
（四）三种理性的联系与统一
逻辑理性、实践理性和价值理性都是理性的一种，都是一种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都反映了人类能够认识事物本身规律和必然性的一种智慧。它们应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中，都是为了使之更加完善，更具说服力。
逻辑理性主要基于制度规范的逻辑性质或逻辑关系，在制度建设中体现制度建设的意图；实践理性和价值理性主要基于制度建设的意图或目的、价值取向、社会效用或社会利益、社会科学发展观念等实质内容，在制度执行中体现制度建设的意图，因而三者的基础不同。同时，逻辑理性能满足人们对制度稳定性的需求，达到的是一种制度规范效果；而实践理性和价值理性可以满足人们对制度建设目的的追求，达到的是一种社会效果，因而三者的作用不同。
但三者之间仍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逻辑理性是实践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基础，实践理性与价值理性在逻辑理性指导下寻求统一。在有效性工具性质的方法论意义保证内，逻辑理性是一切理性的基础，具有逻辑理性是实践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内在要求。价值理性在社会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过程中体现的是制度建设的起点和归宿，而对其的实现需要借助逻辑的力量。这是因为制度的规范性要以科学性为前提，而规范性恰是由逻辑所赋予的。实践理性与价值理性必须在逻辑理性的指导下寻求真正的统一，从而切实解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折射的任何问题。
基于此，可以将三者的统一统称为逻辑理性，这种统一，对于历史地选择并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历史地选择并以此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它既可以为整个社会的制度思维提供基本的思维框架和模式，具有建构性功能；也可以为追求科学发展意义下的和谐社会提供逻辑有效的沟通平台。
四、哲学社会科学要以自己的方式
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坚持六个“为什么”，既体现了历史选择的必然性，也展现着每个选择主体在历史选择中的角色与责任。这种角色与责任是以一定的人生意义为观照，以一定的人生价值为支撑的。它既体现着历史选择中的信念建设，也渗透着历史选择中逻辑理性的价值，渗透着科学理性和人文理性的价值。
在这种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可以得出一个新的判断：理论的阐述是一个信念建设的过程，这个过程理应得到理性工具的支撑。体现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指导实际工作，涉及了“指”和“导”的关系问题。“指”是如何明确本质的问题，“导”则是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导引的问题。按我们的理解，这应该涉及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师如何在教书育人中用正确的政治方向、良好的品德、学识和作风，更好地引导和带动大学生健康成长的实际工作中，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不仅是理念建设的认识论问题，同时还是一个如何寻找方法或手段的方法论问题。理念与方法只有在现实的统一中才是真实的。
每个学科都有其特有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基于此，极富理性精神的哲学社会科学要以自己的方式为实践服务。当前，知识界研究问题的风气越来越浓，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哲学社会科学正思考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虽然理论的形式往往是抽象的，但它的内容却是非常现实的，当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被提到理论层面来思考和解决的时候，便有了思辨性很强的深度和高度。依赖于这种思辨，对于事物的认识，就可以寻根究底，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为什么特定的历史选择具有它理所当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它高瞻远瞩的价值与意义又是什么？如何体会一种先进信念的真理性？在这种追问中，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特点及优势，使得“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之“躬行”，对于从事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的工作者来说，就是如何把握时代特征、做好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是如何在凝聚共识、强化责任、履行育人使命的过程中，以怎样的姿态，在政治上立场坚定、头脑清醒，对学生、社会、民族负责；在业务上提高水平，创新方法；在学风上求真务实，严谨治学；在教风上心系学生，教书育人。要以自身的信念建设，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过程中体现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其一，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的问题，引导正确的人生观和方法论；其二，引导正确认识人类发展的规律；其三，引导正确培养道德修养，提高人生的精神境界；其四，以哲学社会科学所注重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在正确理解哲学社会科学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的基础上，全面提升人的素质。
在这种理性价值的宣扬过程中，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科研工作者更应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礼记·中庸》），在清晰“发展才是硬道理”[3]（P377）的基础上，清晰我们如今的历史选择是新时代人民大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自由、自觉的选择。这种自由、自觉的选择，展现了人民大众的理性智慧，体现了这样一个历史选择的集合体中每个人的全面素质的提高，即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3]（P294），从而使每个人在社会职能不断交替的全面活动中，自己的先天与后天的各种能力都能得到全面的发展；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都能得到全面的发展；使每个人的个体发展同社会的科学发展达到和谐一致。这种“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14]（P222），它无疑能够在新时期的历史选择中，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巨大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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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新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