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农村学校对整个农村社会系统具有关键的社会学意义。为此，应当在审视农村学校功能的基础上，促进农村教育来推动农村社区发展。其基本策略是：重视并充分发挥农村学校服务社区的功能；不断深化农村教育体制改革，推行多元化办学模式；推行城乡教育一体化，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进一步完善经费供给制度，为农村教育主体功能外溢和延伸的充分发挥提供经费保障。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农村教育；农村学校；农村社区
一、引 言
现代化和城镇化是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在推进现代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不能忽略的是，我国农村社会事业在此大趋势和大背景下的延续和发展。早在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这一重大历史任务既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又是党和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举措，是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期“三农”工作的中心和主要任务{1}。毫无疑问，新农村建设需要高素质的建设者作为强有力的人才支撑，而高素质人才的培育始终离不开教育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尽可以遥远地追溯一下教育的历史，我们知道，教育是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自然特征出现的。在社会发展的一切阶段上，教育对社会的命运都曾有过贡献。教育本身从未停止过发展。”{2}正是在此意义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确地将其作为社会的必需单独提出讨论和认识。故它又是一个需要长期跟踪和探索的话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构成了现阶段我国城乡社会发展力量之两极，在这两极力量彼此交织的影响下所形成的社会全貌也成为当代农村教育发展的社会背景。在这一宏观背景下，近来，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在几次会议中都强调要通过教育扶贫来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这为重新思考和规划农村教育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新的思想指导，为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多角度、多方位思索、探讨农村学校、学校和社区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二、农村学校与农村社区关系现状
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作为农村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农村学校对整个农村社会系统具有关键的社会学意义。学校在“培养对社会发展有贡献并在生活中起着积极主动作用的人方面以及在训练人们适当地准备从事工作等方面，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如果我们废弃了学校……就等于我们不让成千上万的人受到这种可使他们系统地掌握知识的教育。”{3}在我国农村地区，除了对农村学生开展基础教育之外，农村学校还是农民获取信息、掌握农业科学知识和技术及开展相关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李书磊曾经指出，从组织与职能来看，“小学就是深入村落的国家机构……小学还是村落中唯一的国家机构，它在乡村背景与乡村气氛中就更显出一种不可替代的身份，它与乡村的互动就具有了深长的意味”{4}。此外，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的观念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和接受。这两大基本观念的普遍被接受提醒人们：在重视学校教育的同时，也要重视校外的教育和学习。因此，农村学校负有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重大职责。
然而，与上述分析不相适应的是，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失，农村社区和农村教育的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困难。甚至，农村学校不仅没有发挥应有的促进社区发展的功能，反而因种种原因演变为“教育的孤岛”。主要体现为：
1. 农村社区“空心化”
中小学布局调整后，一些原有的农村学校被迫撤并，随之，这些农村出现了“空心化”的局面。有研究发现，2000～2010年间，中国农村平均每天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和3所初中，也就是说，每隔1小时就有4所农村学校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且这种现象仍然在蔓延{5}。农村学校撤离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不仅意味着新文化的撤离，也意味着社会对村落文化的一次放弃。农村学校的人为撤离，破坏了“新文化内嵌式”的村落文化生成结构，打破了城乡间的文化均衡，危及农村文化自然生态的延续{6}。“村里没了学校，就像家里没有了孩子”{7}。村落可能成为一个文化空场、文化贫困、文化凋零、文化空核的社会空间{8}。其实，已经有论者指出，“乡村其实越来越多地成了一个地域的概念，成了一个没有实质内涵、或者说缺少文化内涵的空洞符号，作为文化——生命内涵的乡村已经死亡，乡村社会成为文化的看客，不再具有自我文化生长与更新的能力与机制。”{9}
2. 农村学校运行“封闭化”
从农村教育发展的理想层面来讲，根植于农村社区的寄宿制学校在许多方面更应该形成与农村社区的良性互动关系。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与大量乡村学校消亡并存的一种现象是，一方面，许多农村寄宿制学校管理者，或由于缺乏真正的对农村社区发展的理解和认同而盲目追求精英化、城市化的办学倾向，或以学校和学生的安全等现实问题为借口，使农村学校封闭运行；另一方面，自2001年以来，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实行“以县为主”，该体制的实行对于解决农村学校办学财力短缺，推动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然而，由于一些基层干部对于这一制度设计的宗旨不甚明了，或基于某些私利因素，认为农村学校办学是单一的政府责任，导致农村社区“主动”与农村学校隔离。农村学校尽管依然镶嵌在它曾经赖以存在的社区，但已与农村社区“形同陌路”。费孝通曾在《再论文字下乡》一文中指出，“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文字才能下乡。”{10}今天来看，不能不说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尚未发生变化，而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部分地区，中国的乡土社会大有一种走向荒芜和消失的趋势。不仅没有发生文字下乡，还出现了文字上移的畸形现象。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中小学的布局调整，出现了教育布局上的“城挤、乡弱、村空”现象，这可能也是世界上少有的独特现象。一方面，巨型学校、大班额成为城市学校的显著特征{11}，另一方面，农村学校不仅布点数量越来越少，规模越来越小，而且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
3. 农村学校教育内容“去生活化”
农村学校在管理中封闭运行的同时，在教育内容和方式上也存在着封闭运行或与农村生活脱离的现状。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农村社区有着丰富的课程资源和教学实践场地，许多方面是城市所不能及的，但是农村学校以追求单一的考试成绩为由头，许多学校或教师依然遵循单一的应试模式，将教育教学“悬置”于农村社区鲜活的土壤之外；另一方面，农村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农业人才的持续供给。农业人才不仅仅指少数的高学历农业技术专家，还包括数量庞大的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这一切实现的前提是拥有热爱农村这一片土壤的情怀，农村教育本应该担负起这一责任，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农村学校封闭运行、教育内容脱离农村实际，造成的后果是，许多农民后代对农村失去情感与关注，对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持有鄙视心理；与此同时，对于返乡务农的毕业生来说，所学的基础文化知识对于农业生产、经营和管理作用甚小。很多毕业后的农村青年返乡后不能顺利融入当地的农业经济活动，造成农村劳动力的巨大浪费，同时也对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产生不利影响。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言：“从农村中学毕业出来的青年人，有60%以上永远离开了农村而一去不返，出身农村而在高等学校毕业的人则有90%以上成了城市居民。如果细想一下，这种现象不仅包含着某种令人担忧的东西，而且包含着某种危险。如果农村青年中在智力发展方面最好的这部分人继续地离开农村，那么农业生产的发展必将有一天会停滞。”{12}
三、形成农村学校与农村社区互动不良的原因
形成农村学校与农村社区互动不良的原因复杂，很难梳理。以下因素是当前时期影响农村学校与农村社区互动关系的直接因素，尤其值得重视。
1. 农村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政策缺位
农村教育要适应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必须以改革农村教育管理体制为先。随着农村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家教育行政权力逐步下放，国家包揽办学、过度集权的问题得以改变，地方办学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权，但是当前还存有一些问题不容忽视。第一，在农村教育管理体制“由乡到县”的过渡中，县乡两级政府往往会因责任不明确而出现管理缺位、不协调等问题；第二，基于我国地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使城乡之间、农村不同地区之间教育差异较大，限制了教育的均衡发展；第三，受传统思想影响，人们对于农村学校的办学水平优劣的评价标准仍坚持以升学、应试为主，对农村教育和农村学校的发展给予错误导向；第四，农村学校运行中，权力配置出现了两种现象：一种是片面解读校长负责制，学校办学方向和水平往往随校长思想和行为而发生大的波动，农村社区等第三方力量监督乏力；另一种现象是，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干预过多，校长严格受控于教育行政部门的统管，学校办学自主权被虚化或弱化。
2. 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和农村社区被边缘化
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群众为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现代化的成果并没有直接渗透于农村，农村变化较大的仅仅是农民的生活环境，而农民的身份和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转变，相反，随着城乡差异的扩大和外界压力的增加，农民主体地位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逐渐受到削弱，作为一个边际明确的阶层，农民长期以来仍然无法脱离“身份”的限制，其社会地位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在顺应现代化和城市化建设的同时，农村教育也积极为城市服务，打造着一批批“城市里的外乡人”{13}，使他们既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又缺乏农业生产知识和技能，只能徘徊于城市和农村之间，成为处于城市与农村夹缝，既非农民、又非市民的边缘群体。脱离农村实际的农村教育加速了农村的“被”边缘化，反过来边缘化的农村社区又使得农村教育变得更加消沉。在当前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时，这一问题更应引起重视。
3. 乡村治理主体的主导功能弱化或丧失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经营体制的转变，乡村治理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取消农业税之后，农村干部与农村社区、农民不再有太大的经济利益关系，对于农村社区、农村学校和农民的发展关心程度明显下降；其次，由于村民个体经营获得自主和自由，村民与村级组织之间相互依赖程度下降，村民与村级组织之间缺少了原有的交流与沟通，进一步影响到农村学校与农村社区互动关系的建立。当然，还有一个因素是“以县为主”教育管理体制的实施，放大了一些农村干部对“农村学校及农村教育是上级政府职责”的理解与认识，而主动地将农村社区发展与农村学校剥离。此外，一些村干部由于自身思想认识等因素，不能正确地认识到农村学校以及农村教育对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作用，不愿或不能主动地引导村民参与到农村学校与农村社区的互动合作之中，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促进农村学校功能释放，实现农村学校与社区良性互动的基本对策
农村学校的基本职责是推进农村教育的发展。农村教育，不仅仅是“在农村的教育”，更是“为农村的教育”。农村建设的根本问题是“人”的问题。消除农村学校和社区互动中的阻抗因素，充分发挥和释放农村学校功能，实现农村学校和社区的良性互动，是解决农村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而实现上述要求的过程，正是农村社区各方面资源协调、全面发展的过程。具体对策如下：
1. 重视并充分发挥农村学校服务社区的功能
农村学校是农民的“精神家园”和农村社区的“文化枢纽”，而不仅是学生掌握一般文化知识的场所。农村学校在农村文化建设中具有导向、宣传、激励等作用，在农村社区经济发展中肩负着提高劳动力素质的重要使命{14}。尤其是在乡村文明遭遇荒漠化、农村文化困境突围中，农村学校是可以有担当的，也是应当有所担当的{15}。因此，要高度重视农村学校在农村社区发展，特别是农村文化建设中的示范、辐射和引领作用，建立农村学校教育、农民教育与农村社区建设相互促进的融通机制。
一项涉及新农村建设中“乡风文明”的内容和优先序的调查表明，建设村图书室和体育活动场所和农民的劳动技能培训分别排在了最急需和紧迫的第二位和第三位{16}。我国农民的早期教育先天不足，后期教育同样缺乏，并且农村普通教育与农村经济脱节的事实长期存在，导致农业实用技术和职业技能缺乏，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经济收入。一项基于2006CGSS的经验数据分析表明，88%的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为初中以下{17}。另一项调查表明，在1029位受访的农村居民中，五年来参加过各种技能培训的受访者仅占21.4%，其比率非常之低{18}。故增加农村教育或培训机会是新农村建设的普遍性需求之一，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对象之一。因此，农村学校在发展农村成人教育，增强农民增收致富能力方面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19}。一方面，农村学校可以对农村社区免费开放和提供服务，如为农村文化、科技活动的开展提供场地、设施设备、文化和科技资源等。为此，农村学校要积极制定合理的开放制度，把自己拥有的智力和文化资源、场地、教学仪器设施以及图书资料等向社区开放，为社区居民提供良好的学习机会和环境。此外，农村学校不仅可以为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站点提供空间和场地，还可以充分发挥师生的积极作用和力量。就教师而言，他们可以为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站点的管理和维护贡献自身的力量；对于学生而言，他们可以起到信息的收集和传递作用。例如，甘肃省金塔县在实践中发明的“小学生信息传递最后一公里”办法，很好地解决了“信息传递最后一公里”的难题{20}。
2. 深化农村教育体制改革，推行多元化办学模式
随着农村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多样化和多规格化，农村教育被赋予新的使命和内涵。农村教育承载着提升农村社区居民综合素质的历史重任。为此：
（1）要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农村学校在农村社区发展，特别是农村文化建设中的示范、辐射和引领作用，建立农村学校教育、农民教育与农村社区建设相互促进的融通机制。学校教育系统和基层管理系统要沟通协调，逐步推广“村校共管”体制，实现“双向参与”的目标{21}。为此，可以借鉴国内外典型经验，试行建立由政府代表、校长、教师、家长和社区代表等组成的以政府为主、社会参与的校董会制度，以加强学校与社区的沟通与互助。农村学校要积极制定合理的开放制度，把自己拥有的智力和文化资源、场地、教学仪器设施以及图书资料等向社区开放，为社区居民提供良好的学习机会和环境。同时，农村社区也要建立相应的制度，全面开放农科站、乡镇企业、养殖场、试验大田、农家书屋、远程教育等场所和设施，为本社区学生提供实验实习的便利条件。可借鉴的经验有山西省祁县段家窑小学“村校合一”模式、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马丈子村小学“融合乡土文化、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办学模式等。
（2）农村社区要积极创新农村教育组织形式，建立依托农村学校涵盖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科技教育、成人教育等内容的农村教育新体系。根据不同地区实际情况，因地因校制宜，建立村校教育联合体。农村学校则应充分挖掘农村社区自然、人文等资源。在教学内容上，可增加农村人文经济常识、农业实用技术等内容，适当编写乡土教材丰富学习资源；在教学方法上，可实行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做到学以致用、活学活用；在办学机制上，可积极探索政府宏观调控与学校、社区互助互促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对此，可供借鉴的经验有山西芮城县风陵渡中学“服务农村和农民的本土化教学”、河南省辉县侯兆川文化教育中心幼儿园“与社区联结的生态教育”和甘肃省榆中县夏官营镇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等。其中，夏官营镇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的运作方式，具有较大的创新性。“中心”整合了现有农村小学、成人学校、原乡村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学前班等教育资源，统筹了县级农、林、水、牧、医疗、卫生、安全、供销、青年、妇女、科技、教育等多个涉农部门在农村开展的教育、培训、咨询和其它服务功能，还容纳了民间文化、民俗、文艺演唱和节庆活动，开辟了农村社区教、科、农统筹发展，农村学校与农村社区共融共发、良性互动发展的新途径。
3. 推行城乡教育一体化，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城乡一体化不是简单的去农村化或唯城市化，而应是以城镇为纽带，以农村和城市为“两翼”形成的城乡有机融合、差异互补的建设和发展格局。城乡一体化的能量必然传递、辐射于包括教育在内的各个领域。正如陈敬朴先生所言，“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过程中，城乡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及差异，这种不同特色及差异形成的‘势能差’与‘动能’，完全可以在城乡一体化中实现能量转换与优势互补。经济发展如此，教育发展也是如此”{22}。因此，各级政府应站在城乡一体化和可持续化发展的高度，同等对待农村学校和城区学校，特别要慎重撤并农村学校，合理统筹设置农村学校，在保证农村学校正常运行基础之上，注重农村学校质量提升和体制创新，实现农村学校与城区学校多种“能量”的相互转换和优势互补，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四川省武侯区教育局在这方面所做的探索值得借鉴，该区将原属乡镇管理的18所中小学收归区教育局直管，并将12所城区小学与12所农村小学进行一对一“捆绑”，通过转变农村学校办学机制，较好地实现了城乡教育统筹均衡发展。
4. 完善经费供给制度，为农村教育主体功能外溢和延伸的充分发挥提供经费保障
进一步完善经费供给制度，有效提升农村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服务能力，是充分释放农村学校功能，实现农村教育主体功能外溢和延伸的物质基础。首先，要保证上级转移支付经费和其他教育经费合理保管和使用，特别是针对农村小规模学校和办学点，要在现有政策基础上，建立新的学校建设和经费配置标准。其次，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或支持农村学校建设，各级政府尽可能通过其他包括民间集资在内的合法渠道来增加经费供给，进一步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提高教师队伍素质，着力推进素质教育。最后，加强对农村社区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终身教育以及文化建设经费等的统筹管理，并积极利用好现有的农村学校场地、设施和设备，充分发挥农村教育资源的综合效用，推动农村学校与社区的互动最终从观念走向实践，同步实现农村学校社区化和农村社区学习化，促进农村学校和农村社区在有机融合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
此外，培养新型农村干部，提高互动组织能力，也是不可忽视的方面。农村干部是农村建设的组织者和引导者，在农村建设和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村干部的思想认识与文化水平直接影响到乡村治理的能力和质量。为此，要从中国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战略高度认识农村干部教育和管理问题，要尽快培养一大批政治素质高、作风良好、具有开拓创新意识的新型农村干部，为今后农村社区参与互动合作提供有力的支撑。同时，要大量吸收有知识、有抱负的农村青年加入农村干部队伍，通过不断壮大和优化农村干部队伍，充分发挥农村社区组织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以此促动农村社区和农村学校又好又快发展。在对农村干部的培养和教育中，要引导他们将农村学校建设、农村教育发展作为促进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与农村文化、医疗、卫生等工作统筹考虑，加强对农村教育的关注程度，注重与农村学校校长和教师的沟通、合作。
注 释：
{1}蒋远胜：《西部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容与优先序——基于四川省387个村支书的问卷调查和小组访谈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7年第1期。
{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编著：《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6、15页。
{3}凡勇昆、邬志辉：《论我国新农村建设与农村教育布局调整》，《教育研究》2013年第7期。
{4}李书磊：《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9页。
{5}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http：//.cn/shekebao/2012skb/sz/userobject1ai5012.html，2013-04-08。
{6}{8}龙宝新：《村小“消逝”现象的文化学思考》，《中国教育学刊》2012年第6期。
{7}李新玲：《没有书声的村子丢了魂》，《中国青年报》2011年9月7日第8版。
{9}刘铁芳：《乡土的逃离与回归：乡村教育的人文重建》，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1页。
{10}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22页。
{11}万明钢、白亮：《“规模效益”抑或“公平正义”——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中“巨型学校”现象思考》，《教育研究》2010年第4期。
{12}（苏）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王殿坤编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403页。
{13}刘义强：《社会分层中的边缘群体及其游民化问题》，《社会》2000年第3期。
{14}马培芳、景民、马钧、李含荣：《农村社区与小学教育的双向参与》，《教育研究》1995年第4期。
{15}董树梅：《“后撤点并校时代”农村文化困境突围中农村学校的担当》，《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年第1期。
{16}蒋远胜：《西部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容与优先序——基于四川省387个村支书的问卷调查和小组访谈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7年第1期。
{17}陆益龙：《转型社会的农村各阶层分析——新农村建设的经验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18}黄祖辉、张栋梁：《以提升农民生活品质为轴的新农村建设研究——基于1029位农村居民的调查分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19}张慧芳：《新农村建设中农村“人才流失”问题探究》，《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20}王建刚、张敬辉、杨晓宏：《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基层人力资源整合模式探讨》，《中国远程教育》2011年第8期。
{21}李淼：《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基础教育公平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87-296页。
{22}陈敬朴：《农村义务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80页。
On the Function Release of Rural Schools and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Rural Community and Rural Schools
DONG Xin-liang
Abstract：Rural school has a crucial sociology significance for the entire rural society system. Therefore，we should promote 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b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based on examining the countryside school. The basic strategies are as follows：firstly，attaching importance to and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 of rural community education services；secondly，deepening the reform of rural education system，and implementing diversified school-running mode；thirdly，implementing the integration and promoting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fourthly，improving the financial supply system and providing the financial security for the function spillover and extension of rural education.
Key words：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rural education；rural school；rural community
（责任编校：文 一）